四川广安纪委书记：有人求别在媒体晒民意
四川广安2013年11月在媒体公布各部门群众满意度排名
倒逼党风政风行风建设
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一部分，近日，中共中央印发规划，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每年向中央提交述廉报告。
党风廉政建设，一直是党内外关注的焦点。此前发布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要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等等。
四川是中纪委确定的“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工作”试点单位。25年前，广安邻水县全国“率先”试水党风廉政责任制。新的大背景下，广安市对党风廉政建设又进行了哪些探索？就此，新京报记者与广安市纪委书记刘光辉进行了对话。
刘光辉,四川省广安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在纪委系统工作17年，曾担任四川省预防腐败局专职副局长。多年从事惩防体系和预防腐败的理论研究，也曾参与相关政策法规起草工作。
三风测评其实就像考核经济指标一样，把党风政风行风的状况进行量化，让“民意”成为研判反腐倡廉形势的“晴雨表”。
——四川省广安市纪委书记刘光辉
当事人出问题，分管领导要问责？
新京报：最近，中共中央印发规划，要求省部级主要负责人每年向中央提交述廉报告。此前，“述廉报告”制度在各市县、各地方部门也多有探索，广安是怎么做的？
刘光辉：我们责成各个部门“一把手”，向上一级纪委全委会报告。去年以来，全市已有19个地方和32个部门党委（党组）书记，向市县两级纪委全委会述廉。
新京报：“述廉报告”等涉及党风廉政建设的举措，一直被大家所关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要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以前这一制度的运行情况如何？
刘光辉：据我了解，以往很多地方每年上报的数据有点虚。追究党风廉政责任，更多的是在追究安全生产责任。最近几年，四川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有了很大改观。
新京报：决定还提出，落实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广安此前有探索吗？
刘光辉：以往很多人都认为反腐就是纪委的事，跟党委、政府没有关系。当事人出问题，基本上没追究过责任人。为此，广安5年前开展探索。明确廉政建设责任人即分管领导。从市委市政府到乡镇、村社领导干部，都要与自己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对象签订“责任书”。
我们强调，管事的要管人，廉政作风方面出了问题，分管领导也要被问责。
新京报：有没有具体案例？
刘光辉：2013年9月，广安区有四名干部因为上班时间休闲娱乐被降级处理。四人中有一人是广安区检察院纪检组长。
除了处罚当事人，我们还责令（广安）区纪委书记，向市纪委书面检讨，向我口头检讨。市纪委副书记对广安区纪委书记进行诫勉谈话。还责令区检察院检察长，向市检察院检察长做书面检讨。
这些以前八竿子打不到的人，是怎么打到一起的呢？第一，纪检组长是检察院党组成员，作为党组书记的检察长要负主体责任。第二，纪检组长是区纪委派驻的纪检组长，区纪委书记也负主体责任。
新京报：区纪委书记有没有觉得他要对这个事情负责呢？
刘光辉：我请市纪委副书记打电话通知，他一开始没有意识到他应该亲自来（检讨），这种认知还有个过程。
群众满意度是“反腐形势晴雨表”
新京报：除了干部上班娱乐被降级，2013年你们做了整个地区的党风政风行风群众满意度调查，也被舆论关注。
刘光辉：2013年8月，我们委托第三方——国家统计局广安调查队，组成了50多人的调查队伍。10月份出了调查结果，涵盖102个单位的3226份调查问卷。测评方式主要有会议集中测评、信函调查、政务服务窗口随机访问、入户面访、电话预约等。
新京报：11月你们把结果公布在了《广安日报》上。
刘光辉：对，测评结果原汁原味地在报纸上全文刊载。测评覆盖了广安全部党群单位、55个市级政府部门、26个市级公共服务行业单位，排名分为党口、政口、行口三个序列。行口叫行风，党口的叫党风，政口叫做政风，总称三风测评。
新京报：登在媒体上，排名靠后的单位有啥反应？
刘光辉：很着急，给市纪委打电话求情，说能不能不在媒体公布，多难堪。你看广安日报也登，广安电视台也在播，搞得大家受不了。
我说，你们的委屈都理解，但这就是第三方调查的客观结果。
新京报：怎么想到搞三风测评的？
刘光辉：其实四川省纪委从2011年底就开始进行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了。2013年省纪委又开始进行政风行风群众满意度测评，形成了对党风政风行风的倒逼机制，效果很好。
新京报：您如何看待群众满意度与纪委工作上的联系？
刘光辉：三风测评其实就像考核经济指标一样，把党风政风行风的状况进行量化，让“民意”成为研判反腐倡廉形势的“晴雨表”。
正因如此，四川被中央纪委确定为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工作试点单位。
廉政投诉数与群众满意度有联系
新京报：你们还有一个反映部门廉政状况的天成指数？
刘光辉：我们收集一些社情民意，收集老百姓对干部的反映，内容是天然生成，没有任何加工的。这些内容主要来自三方面，第一个是纪委信访室收到的信访举报，第二个是纪委执法与效能监督室收到的效能投诉，第三个来自于网络的舆情收集。但天成指数因为带有很多私密性，不会公布。
新京报：那三风测评与天成指数是否有联系？
刘光辉：我们对三风测评和天成指数进行对比，发现两者的排名大体相当。但天成指数所反映的情况可能更具体，比如直接涉及某某学校校长的信访投诉。根据两者的测评结果，我们找出最应该下手整顿的部门。
不同的是，三风测评我们计划一年（搞）一次，天成指数排名是按季度的，每个季度排名倒数前10位（负责人）要被我们约谈。
新京报：有无效果？
刘光辉：我们提出连续两年排倒数，就启动问责机制。因此，每一个单位非常重视，动作很快，先报整改方案过来，然后实施。比如教育局长承认教育上存在的问题很多，已积极整改。
新京报：您当时怎么约谈教育局长的？
刘光辉：2013年8月，教育局的天成指数大约排名在倒数第10（10月的三风测评结果是倒数第8），我们请教育局长和教育局的纪检组长来约谈。我告诉他们，你们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大家共同面对。我们态度诚恳，他们就容易接受。
我告诉教育局长，整个广安市六个区市县他全都要管，作用要发挥出来。他们最新报告里提到已举办了警示教育活动12次，追究了102人的责任。
新京报：您觉得这与约谈教育局长有关？
刘光辉：肯定有关系。
“同级监督一直是老大难问题”
新京报：十八届三中决定还提出，各级纪委要加强对同级党委，特别是裁委会成员的监督。对此，你有何感触？
刘光辉：同级监督问题是个老大难问题，一直未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措施。原因很简单，同一个班子的成员，级别差不多。涉及工作协调，尚需相互理解、尊重，否则工作就不好开展，更不要提监督了。
新京报：同级监督，此前纪委有没有具体地被授予什么权力？
刘光辉：制度是有一些设计的。比如说对同级班子成员的违纪违法问题，同级纪委可以初核。但这种初核有难度。因为举报是分层次的，同级不管同级。同级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的举报件即使收到，也要转到上面去。所以，同级别的官员信访件、案件线索等一般都不在同级纪委那儿。
新京报：垂直管理能否破解这个难题？
刘光辉：不能完全破解。垂直管理是受上级纪委的委托，来加强对同级班子监督的，只能承担一个近似“眼线”的作用，许多具体工作还是不好开展。另外，垂直管理要改变党代会的有关选举制度，尚缺操作性制度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