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松
猴年春节，省社科院副院长郭晓鸣给自己放了个轻松的假。
作为研究农村经济的专家，郭晓鸣去年一年都在对四川“三农”状况、存在的问题等进行调研，并向省委省政府提出意见建议或解决对策，“身体相当累，但效果令人欣慰。”2月14日，郭晓鸣对记者感慨，研究成果转化为党委政府决策，累有所值!
为郭晓鸣带来欣慰的最新消息是，2016年省委一号文件中，很多提法采纳了他的建议。比如，去年他带领团队开展“精准扶贫研究”，向省委建议企业扶贫要大力发展电商扶贫，而最终出台的省委一号文件里，就有“广泛开展扶贫日、‘万企帮万村’、电商扶贫行动和‘结对认亲、爱心扶贫’等活动，凝聚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表述。
郭晓鸣是我省众多智库专家学者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全省各级党委政府更加重视发挥专家智库的优势和作用，推动决策更加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据记者了解，目前有近万名研究人员在各个领域为四川党委政府提供决策咨询。这些“智囊团”成员都是什么人?他们如何建言献策?近日，记者进行了一番探秘，揭开站在党委政府决策背后那些“智囊”们的神秘面纱。
为什么偏偏是他们?
据省政府研究室牵头撰写的《四川新型智库体系建设研究总报告》披露，目前，全省共有政策性决策咨询机构500余家。而记者采访发现，这些决策咨询机构旗下吸纳了众多社会精英人才。比如，成立于2010年的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就聘任了200余名科技、经济、社会领域的省内知名专家、学者担任委员。
全省那么多专家学者，为什么偏偏是他们?从省政府法律专家顾问团“团员”的遴选过程，或可管中窥豹。
2013年6月，省委省政府决定成立省级层面的法律专家顾问团。省政府法制办承担了这项任务。本着精干、高效的原则，省法制办确定省政府法律顾问团成员由30名法律专业人士组成。“为党委政府决策建言献策，既要高屋建瓴又要契合实际，所以我们通过公开遴选和定向遴选两种方式，在成员结构上既吸纳高校和社科单位的法学专家学者，又包含省内知名律师。”省政府法制办依法行政指导处处长余越峰介绍。
余越峰回忆，报名参加公开遴选的有89人，经审查报送的履历情况，并根据知识结构、学历、年龄、工作经历等设置不同权重综合打分，最后聘请了15名法律专业人士进入顾问团;而定向遴选则是在全国范围内诚邀法学专家学者，“在我们的诚心打动下，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行政法学界‘大腕’应松年等都成为顾问团成员。”
兼顾理论与实践的团队，有力地促进了我省依法行政工作。仅2015年，该法律顾问团就参与政府文件起草和合法性审查15件、调研依法行政工作2次、为省政府常务会进行会前讲法7次。“截至2013年，全省政策性决策咨询机构中共有研究人员8968人，具备正高、副高职称的分别有1030人、2193人。”这是《四川新型智库体系建设研究总报告》对我省智库人员情况的表述。
他们如何确保“囊中有物”?
事实上，其中的许多人还同时担任或受聘着多个决策咨询机构的职务。比如郭晓鸣既是省社科院副院长，又受聘省决策咨询委委员、省政府研究室特邀专家，“这有利于他们富有见地的智力成果及时有效地得到转化。”省政府研究室江宗德认为。
作为一省决策之智囊，他们的建议是怎样形成的，又如何确保这些建议成为“金点子”呢?
有分量的意见离不开真实的省情，因此，深入基层实地调研是“智囊”们必不可少的功课。
2014年8月，省政府法律顾问团顾问、四川尚上律师事务所主任邓盾应邀参与《四川省高速公路条例》修改工作。在参加立法修改研讨会前夕，邓盾特意开车跑了川内近10条高速路，实地察看了解，并在司机中展开调查。会上，他针对高速公路管理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在高速入口处设置计重检测设施，解决重罚款轻监管的局面”等多条建议并被新修订的《条例》采纳。
为了摸清新常态下我省各地经济发展状况和GDP增长潜力，著名经济研究学者、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王小刚也曾不惜花费数月时间，先后跑了10多个市、县获取第一手资料。
那是2013年下半年，省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王小刚在基层调研中发现，一些市、县对本地区经济增长预期值很高，“此前有的市州在制订十二五规划时确定的每年GDP增长目标甚至高达30%左右”。作为长期研究宏观经济的学者，王小刚敏锐地察觉到，进入“十二五”中后期，我省经济发展与全国一样，进入了新常态，难以保持此前的高速增长势头。“一味求高增长，如果不能达到，势必影响党委政府公信力。”2014年初，王小刚经过慎重考虑，向省委省政府建议，由省上带头适应新常态，适度调低经济增幅指标，使经济增长预期更符合实际。“该建议得到省委主要领导批示。不久我发现，在对‘十二五’工作中期评估时，省委主动将2014年GDP指标下调了1个百分点。”此后，各市州和各县(区、市)纷纷下调了相关指标。
党委政府如何主动“借脑”?
专家学者主动建言献策被采纳仅是“硬币的一面”，在另一面，决策者们也会主动向智囊们“借脑”，出题目交任务。
去年春末，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筹备撰写《四川省依法治省评价标准(试行)》和《四川省法治建设状况评估办法(试行)》。负责文件起草任务的省法制办组织了10多名法律顾问“碰头”，“大家从各自最擅长的领域提出意见建议。”参与起草的邓盾说，“观点交锋热烈甚至堪称热辣，大家在充分表达后一般又能达成共识。”
草案交领导小组后，上级对草案框架基本认可，“但还需进一步论证。”于是，“借脑”第二回合，领导小组将两份文件草案委托省委党校修改。
党校的专家们长期与我省各级党委政府打交道，对四川省情了解深入。因此，他们进一步完善了草案内容，对没有显现四川特色的评估指标大幅删减，同时突出增加了社会客观评估指标。“请专家充分发表意见。”2015年7月初的一天，省委党校课题组邀请10多位知名法学家和公共管理类专家再次召开论证会，主持人话音刚落，党校副教授、课题组成员吴涛就对作为负面指标，草案中是否该保留“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这一指标并“一票否决”提出异议：“经济发展与法治水平是否有必然联系?”吴涛的质疑成为当天论证会上争议最大的话题。经过充分论证，在后一稿中，该指标虽被保留，但只作为减分项目，降低了权重，不再一票否决。
又过了大约10天，正在汶川县映秀镇休假的川大教授、著名语言学家项楚，被两位省上干部敲开了门。原来，经省委党校修改后的文件草案再次交回后，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决定进行“借脑”的第三回合——请项老对文稿进行文字把关。年过七旬的项老欣然应允，戴上老花镜逐字逐句推敲文字，直到太阳落山。
2015年7月17日，经过10次征求意见、3次专家把关，四川依法治省《评价标准》和《评估办法》颁布实施。
省委省政府“借脑”，既为立新，也为纠偏。
去年，郭晓鸣所率团队就曾受省委省政府和相关部门委托，对我省统筹城乡的三个试点地区以及10个县的农民财产性收入试点情况进行评估。“这是一种决策的纠偏机制。”郭晓鸣说，根据评估报告，我省及时修正完善了农村经济改革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