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周明华
吏治是政治的关键性问题，人才是事业成功的决定性因素。盘活用好党政干部人力资源，把“好干部”选拔到关键岗位，并形成核心战斗力，无疑是全面深化改革工作的重中之重。今年以来，成都市制定了《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实施细则 (试行)》，规定了干部必须及时予以调整现职的5大类20种情形，并以此为依据，调整了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干部386名。
从严治党的关键是从严治吏。如果把领导干部放在最合适的位置，真正做到能上能下，无疑是治吏的“胜负手”。能上能下的难点，主要是如何把那些无大过、无严重违纪违法行为，但在其位不谋其政、能力素质不适应的干部及时调整下来。攻克这一难点，最根本的是干部管理的法治环境营造和细密制度布设。成都市的这一《细则》中最抢眼的莫过于细化和亮化“能上能下”，尤其在“能下”的制度规定上，事无巨细。这既是完善从严治吏的制度保障，又是解决干部队伍不作为、乱作为、懒作为、慢作为等问题的有效方式。
制度越明细，执行更有力。制度标尺刚性明亮，“例外”才无可乘之机，如此才能让细密的制度成为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一种可靠的“过滤器”。用好这个过滤器，就能把好干部、能干者与不为、懒散的干部筛选分开，起到去劣存好的作用。最终，让留下来的每一名干部人尽其才、职尽其位、造福社会。所以，如此制度细化，是将选人用人的机制和监督环节的端口前移，是保持党的干部队伍生机活力的一个重要源泉。
大力推行干部“能上能下”，确保“双车道”畅通，着力点就在这个“能下”上。一个时期以来，干部“只能上不能下”的问题颇为突出，产生了很多问题。一些人“争利于市，争名于朝”，甚至“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两年不提拔、心底有想法”“三年不挪动、便想去活动”，一些人挖空心思，揣摩“升官经”，削尖脑袋去“钻营”。无权的想掌权，有了小权的想掌大权，掌了大权的想永久握权。受到权力欲望“腐蚀”，使得部分干部变成了贪官、庸官、无用官，严重影响社会发展。
庸劣者“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常常造成干部队伍“稳定”有余、活力不足、责任流失等局面。论资排辈、照顾性安排、应付式问责等做法，不仅让庸者轻松上位，更关键的是堵塞了年富力强、廉洁有为的干部的上升通途。某种程度上，“能上不能下”问题的存在，实则也属庸懒散浮拖等病况发作。因此，无论是“铁饭碗”“铁交椅”，都应是改革利剑之所向。
孙中山先生说过：“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习近平总书记曾告诫各级领导干部：“我们做人一世，为官一任，要有肝胆，要有担当精神，应该对‘为官不为’感到羞耻，应该予以严肃批评。”可见，推行干部“能上能下”关键还是要进一步破除“官本位”思想的痼疾，树立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观点，该出手时就出手。那样，干部就会“宠辱不惊，去留无怨”。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好的制度机制要真正成为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一个牢固可靠的“过滤器”，尚需不断抓落实，并全程跟进无缝督查。时时对标法律制度，严格把好用人关，强化责任意识和担当情怀。需要认识到把一个德才兼备的好干部遴选到领导干部岗位上的极端重要性，需要广大党员干部时时以“能上能下”标准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上”而不骄，“下”更奋起，真正发挥自己在改革发展事业上应有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