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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侯区:从“管”到“治”社区治理机制改革挺进深水区

www.gcdr.gov.cn (2015-02-04) 来源:省委组织部

武侯区:从“管”到“治”社区治理机制改革挺进深水区

  社区作为城市社会的基本单元,是社会治理的“基石”。如何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武侯区一直在思索——

  去年4月,武侯区正式对外发布《关于深化社区网格治理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在全国率先启动了“网格立体化、主体多元化、服务社会化”的社区治理新机制。即通过建立多层级网格组织体系,实现网格治理架构的“立体化”;充分发挥多元主体在社区治理中的协作共进、参与共享作用,实现网格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推动社会组织等各类社会主体以竞争性方式承接社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提供居民需要的各类服务,实现网格服务的“社会化”。

  去年底,在北京举办的“2014第九届中国全面小康论坛”传出消息,成都市武侯区荣获“2014中国十大社会治理创新”奖,这意味着,武侯深化社区网格机制改革的创新举措受到全国认可。

  颁奖典礼上,武侯得到了这样的评语:以构建“网格立体化、主体多元化、服务社会化”为主要内容的社区治理新机制,丰富了基层社会治理探索构建多层级网格组织体系的内涵,推进了“网格化”服务管理的新思路、新布局。

                     立体网格搭建全新治理架构

  何为立体网格?武侯区在多年的社会管理创新实践中,探索出了一条独特的路径——

  在全区构建社区治理的“四级网格体系”:以每个社区为一级网格;根据社区人口户数、院落性质、工作现状等因素,按照社区“两委”成员配备职数,将社区划分成大块的管理区域即二级网格;二级网格下的自治院落、物管小区、驻区单位为网格单元即三级网格;在人口、户数较多的自治院落、物管小区可进一步划小网格单元,即四级网格。

  武侯区认为,立体网格要实现良好运转的根本,在于管理体系的建设,网格运行机制,伴随网格体系的建立而生。

  武侯区将社区“两委一站”作为一级网格治理主体。此外,每个二级网格以一名社区“两委”成员为核心构建网格治理机制,设立网格党组织和网格治理委员会,接受社区党组织、居委会的领导和指导。各社会主体的负责人作为三级网格单元的责任人,接受网格治理委员会(网格党组织)的指导。楼栋长、单元负责人作为四级网格责任人,接受三级网格的指导。

  数据显示,全区共建立一级网格85个、二级网格460个、三级网格1742个、四级网格1297个。“以前的网格是按照社区片区划分,而现在的网格,按照管理职责划分,就避免了以往职责重叠的情况,把区域划小,实行‘小单元’治理,使社区治理更加系统化。”武侯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说。

  事实上,新的架构下,社区治理创新被赋予更深刻的含义:在“四改六治理”十大行动中,特别是在对老旧院落改造的过程中,民主参与、多方治理的社区治理新模式就成了武侯区改革、探索“四改六治理”实践的核心。

                     把细活儿交给社会组织去做

去年3月,率全国之先,成都市武侯区探索将139项政务服务从社区剥离出来,交由社会组织全权负责。就在去年底,武侯区还专门召开了一场社区与社会组织的对接会,将社区240项各类事务公布出来,以政府购买的方式,吸引社会组织参与到社区治理中。

  今年,或将成为武侯区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一年。在全区“顶层设计”过程中,武侯区将把扶植“草根”社会组织的成长和壮大作为一个重点,进一步规范其健康发展。

  社会组织的加入,给社区治理带来了怎样的不同呢?

  林荫街小广场,来自管道维修、配钥匙、“热传递”等7个不同专业项目的经营者各显神通,为广大居民开展了面对面的“连线”服务——有的现场为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免费理发,有的现场维修家电,营养保健、医疗卫生的资讯项目也吸引了不少居民群众;结合社区创新管理机制和社区多元化服务功能,南虹村社区整合社区资源,引进专业项目的服务队伍,为广大居民提供生活日常服务。

  家住红牌楼新马路1号的陈寿清是一名孤寡老人,因车祸导致高位截瘫后长期卧病在床。长城社区惠民综合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了解后,联系了辖区医院和志愿者,帮老人及时更换家中灯泡,定期上门进行免费医疗检查。

  有感受的不仅是居民,成都火车南站街道得胜社区书记范生云为改革点赞。他最深的感受在于人员管理不再难。“综合服务站的工作人员,不少是‘老资格’,管理起来很难。”范生云说,经过街道统一招标,2名专业社工来到社区,引导8名原综合服务站转岗人员成立了社会组织,社区对社会组织有监督权,干得好不好,社区要考核。这样一来,变化很明显:上下班要打卡,请假要严格审批……“现在靠服务挣钱,混日子的方式不可行了。”

                     最终实现多元参与、协商共治

  从“管理”到“治理”,仅仅一字之别。

  实际上,一字之别的背后,是武侯区不懈的探索。“引进社会组织,让社区‘两委’从繁杂的事务中脱身出来,其根本目的在于引导居民真正自治,这一过程也是政府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的生动体现。”武侯区相关负责人说。

  随着去年4月中旬400余名原社区综合服务管理站人员转入社会组织,社区开始“瘦身”——

  晋阳社区党委书记李含荣深有体会。“刚开始我还是有点失落,因为以前管很多人。但减负并不意味着不作为,我开始有更多的时间走进院落,走到百姓中间,思考更多社区治理的办法和思路。”

  位于晋平街77号的红运花园佳乐苑,由于修建已久,设施设备落后,环境相对较差,围绕垃圾场改建,居民们在项目征集、资金使用等方面产生了分歧。恰巧社区“两委”成员有更多的时间下沉社区,直接面对居民谈心,最终大家达成共识,使用社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资金,将一个垃圾场改造成居民休闲小广场。

  玉林街道黉门街社区居委会主任丁齐觉得,这大半年不再“碌碌无为”。“以前太多精力都在处理各类政务服务,居民自治工作虽然推着走,但效果不好。”比如社区矛盾调解,以前工作忙,三言两语调解不成,只能让居民们自己去处理。

  如今,政务服务移交给了社会组织,社区干部有了更多的精力关注社区本身。前不久,社区内两户上下楼邻居因渗水产生纠纷,她和社区干部耐心调解,还请了专业人员做鉴别,最后双方心服口服,“现在下网格,感觉是在耕自家的田!”

  这大半年的时间里,在黉门街社区,就新增了8个自治组织,越来越多的居民正参与到社区自治中。

  在实践中,社区“两委”通过归位、还权、赋能的有效途径和方式,充分发挥驻区单位、社会组织的作用,促进了社区矛盾纠纷化解,全面提升了居民自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