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党的十八大以来，从“立八规”到“反四风”，从网上监督问责到海外追逃追赃，从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到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一系列反腐举措带来了治理腐败的原创性贡献与世界级表现。日前，中央纪委驻中国社科院纪检组副组长、副研究员高波新作《廉洁拐点：世界难题与中国答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系统解读了十八大后以腐败治理和党内治理为肯綮的“新治理革命”。人民网理论频道将其中精彩篇章予以摘编，以飨读者。
经济学家默罗对 1960—1985 年世界上的94个国家和地区的横断面数据研究表明，腐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是巨大的：它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效应，同样反腐败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
商业国际组织BI指数表明，每改进一个标准差（2.38），将使一国投资率提高4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则可提高0.5个百分点以上。商业活动中加强经济竞争力是减少腐败的激励因素，提高透明度和公开化都是有利于反腐败斗争的。反之，根据魏尚进（Shang-Jin Wei）教授对1990—1991年间14个传统的资本输出国在45个资金输入国的投资研究，以0—10分计，腐败程度每增加1分，就会出现外国直接投资减少16%，其结果相当于边际税率提高3个百分点。这显然足以彻底打消一个国家在吸引外资方面的任何期望。因反腐和腐败所造成的“经济差序”，从中可见一斑。
对比新、旧两种“常态”可知：“那种认为贿赂和勒索是官僚机构运转的‘润滑油’，以及在世界某些地方是办事需花的可容忍的间接成本的旧观点，被一种对腐败的更全面的理解所取代。这种观点认为腐败拖延发展，腐败对财产和合法收入构成一种威胁。”对于中国反腐败的经济影响来说，实际上最大的挑战是在经济新常态之下，如何建构效率与纪律的“动平衡”。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发力，政府激励和公职人员激励都在发生变化。显然，反腐败给中国社会的影响，也是长周期、全方位、大纵深、多切面的。其中，从所谓的“八项规定将导致经济下行和消费下滑”的指指点点，到“为官不易，为官不为”的议论纷纷，它撩拨着社会的利益之弦，也翻搅着人们的心理之澜。
“当前出现了一些可能引发经济下行和风险增大的边际变化，要发扬钉钉子精神，扎实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以反腐为寻租经济“降火”、给“注水”发展“减肥”，是一堂改革必修课，要回答好“为何改、为谁改、改什么、怎么改”。经济改革的核心是效率与公平，廉政建设的关键是效率与纪律，这共同构成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节拍器”。但兼顾效率与公平之难，可从贫富差距窥斑见豹；兼顾效率与纪律之难，可由“能干能贪”现象反证。
从历史上看，解决“贪政——怠政”的“跷跷板”悖论确非易事。可以说，尽管当前反腐高压空前，但要求官员“既勤又廉”所遭遇的反弹也是空前的。随着隐性福利大幅缩水和灰色收益大打折扣，“既不收礼，也不办事”、“不做事不出事，只过关不过硬”、“出工不出力，出力不给力”等官场众生相，在当下的政治生态中很扎眼。然而，对“反贪生怠”的次生灾害早防早治是考验执政智慧的必答题。
“千万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换言之，既要效率，又要纪律；既要干事，又要干净，这是为官做事的“底线”。中国的经济改革以重塑公平为基调，国家廉政以重整纪律为主线，实现效率与公平、效率和纪律的“动平衡”，仍然在路上。“看多”反腐、“做多”中国，是中国沿着法治轨道“大打虎，打大虎”的预期收获。
治理腐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以简化表述为：控制腐败将控制“权力型经济”，保障廉政将保障“权利型经济”。前者往往制造的是依赖于公共权力“封闭交易”的不可持续增长或者说“泡沫式繁荣”，后者建构的是实现基本公民权利的现代财税体系和市场调节机制。法国学者皮凯蒂在其《21 世纪资本论》中提出：“以 20 世纪发达国家所构建的‘社会国家’为代表的现代化财富再分配机制，基于一系列的基本社会权利：教育权、健康权以及退休权。无论这些财税和社会支付体系在今天面临多大的制约和挑战，这些制度与过去相比无疑是巨大的历史进步。”人们对公共政策和社会治理的满意度评价，在此意义上与对国家廉洁度的评价“合流”。实际上，21世纪的中国在这方面的表现可圈可点。
关于反腐与经济，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克里斯托弗·约翰逊表示，中国强劲的反腐力度可使经济更富活力，改革也将变得更加可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2016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且中国没有外债，而美国拥有大量外债，2016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远落后于中国。从这个角度看，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率太低的观点，就像是说一级方程式赛车世界冠军尼科·罗斯伯格开得太慢了。
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亦在其网站刊文称，担心中国反腐运动过火的说法不对且有误导性，即使高级酒店、名酒和高档食品生产商的营业额有所下降，中国经济也不会受很大影响，因为被贪官用于公款消费的钱款能用于本该投资的项目，从而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就业率得到改善。美国学者魏德安在《双重悖论》一书中提出，腐败只是腐蚀了改革后经济增长的部分，还未对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造成危害。但必须看到的是，中国政府的反腐措施已发挥一定的效力，使腐败得以控制而不至于对经济造成毁灭性的破坏。如果不能合理地抑制腐败，中国经济增长与腐败并存的双重悖论将不复存在。当然，中国政府的反腐决心和力度非纸上谈兵，中国有能力并且正在努力消除腐败。
美国学者德隆·阿西莫格鲁等人，明确提出：“历史和我们的理论表明，带有创造性破坏和真正创新的增长不会到来，中国惊人的增长率会慢慢下降。但是，这个结果远不是预先注定的：如果中国在经济增长达到极限之前就转向包容性政治制度，这就可以避免。”治理腐败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打开了一扇门，而不是堵上了一扇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