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开甘孜藏族自治州九龙县检察院5楼检察长办公室的木门，清洁工尼玛布迟的泪水再次涌上眼眶。4年多来，尼玛布迟每天都要清扫这里。而今，还是那张桌椅，却再也看不到那个伏案加班的身影;
案件卷宗摆在手边，突破口却怎么也琢磨不透。侦监科科长沈拉欠习惯性地按下那个熟悉的电话号码，拨到一半猛然回过神来，电话那头不会有人接听。
……
那个伏案加班的身影，那部不会有人接听的电话……是大家对九龙县检察院检察长苏知斌的深深怀念。
时间定格在2016年9月2日，成都。那天，刚开完会的苏知斌来不及休息，立即听取同事汇报案件进展。听到一半，年仅50岁的苏知斌突发脑溢血，再也没有醒来。
雪山哀叹，河流呜咽。
33年，从全省海拔最高、自然条件最恶劣的石渠县，到炉霍县，再到九龙县，苏知斌坚守着一个“检察梦”：愿头顶国徽，手擎正义之剑，惩治犯罪，保护良善。
他无愧，也无悔。他以无私和公正擦亮胸前的徽章，以善良和大爱沉淀着生命的厚度。是什么，支撑着他在这条路上风雨兼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回答十分朴实：我就是想做一名好的检察官。
一个“三刀砍不进”的人
我和所有的检察人，在峥嵘岁月里所有的努力目的就只有一个，鹰觑鹘望，清查出那些吸附在老百姓身上喝血吃肉的蛀虫，剔除那些在党的队伍里腐败堕落的毒瘤。
——摘自苏知斌《在路上，不孤独》
照片上的苏知斌，个子不高，身材单薄，戴着一副无框眼镜，有着文人气质。
“没想到他一来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九龙县检察院办公室主任马尧说。
九龙县位于甘孜州南部，位置偏远。苏知斌来前，干警们经常自我调侃：每天工作一个半小时，工作轻松、任务不重。
2012年初，苏知斌上任两个月后，干警们在大楼门口发现一个新鲜玩意儿：指纹打卡机。这在九龙算是第一台。
检察院的人不想拿这个第一。“苏检，你是不是太严了?”“就是要让我们的干警每天精神饱满，走在路上让人肃然起敬。”苏知斌回答。打卡打习惯了，马尧觉得身板都挺直了。“大家都晓得，大冬天一大早，在街上走得‘毛蹭蹭’的，都是检察院的。”
刚到九龙时，苏知斌就承诺了三件事：提升检察形象、提炼队伍素质、提高群众满意度。
话如雪山下的岩石般坚不可摧，但做起来谈何容易。九龙县藏、汉、彝杂居，由于民族文化差异和资源开发导致的矛盾层出不穷，人情世故错综复杂，要公正执法，压力重重。苏知斌只有一句话：把所有案件办成铁案。
2014年，九龙县原政府采购中心负责人挪用公款高达390余万元，一时间舆论哗然。有人动起歪脑筋，千方百计打听办案人员的情况。在他们看来，只要找准“弱点”，就没有攻不下的“堡垒”。但苏知斌让他们“失望”了。此后，坊间便流传着苏知斌“三刀砍不进”的说法：送烟不抽、送酒不喝，送钱要被他“收拾”。
难免有人骂娘。“你无情、你冷血。”某单位出纳挪用公款，其家属送来10余万元求他高抬贵手，被拒绝后便在检察院楼下谩骂。“法不容情，我无愧于心。”苏知斌说。
“有时候我们是孤独的。”苏知斌生前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身为检察官，不敢放心自在地交太多朋友，因为“那些笑容多少真诚多少谄媚我们不清楚，觥筹交错间的包藏祸心不能不防”。
这一切，源于他忘不了那双眼睛。
那一年，九龙发生一起农村养老保险金挪用案，苏知斌带着干警到村里彻查。人群中有位彝族老阿妈，一只眼睛只剩下眼眶，另一只眼睛浑浊不明，苦难、岁月、希望，全在眼里。“我们相信政府，总有一天会取到钱的”。
苏知斌感到深深的心疼。“有这样一群人，需要我们的保护;有这样一双眼睛，在我们身后，时刻提醒我们，胸前的徽章，不可玷污”。
一个爱管“闲事”的人
我问您：“为他人付出会获得什么，为何不为自己而活?”您微笑着对我说：“会获得幸福。” ——摘自秦梦妍《父亲》
苏知斌去世后，曾在检察院工作的秦梦妍写了一篇文章《父亲》来纪念他，说他“忙碌得像只小蜜蜂”。
是什么时候在心中把苏知斌当成父亲一般，干警李文静已不记得。刻在脑海中的，是不管什么时候去请教，苏知斌总是倾囊相授。
有时候，李文静会特别怕他。“一份起诉书，苏检来来回回改了不下10遍，连一个标点符号都要仔细推敲。”
遇上压力大时，李文静看到他就特别安心。“他总说，不要怕，我当你们的‘靠山’，你们是正确的就要‘雄起’”。
“如果你是千里马，而我很想是伯乐。”两年前，苏知斌曾以此为题，写了一篇随笔。而更早之前在石渠工作时，苏知斌每次出差总会给同事带“礼物”——背包打开，不用猜，一定是大家求之若渴的法律书籍。
苏知斌在社会上有个绰号叫“铁脑壳”，但在石渠和他共事多年的曾文利却觉着，他的心比谁都软。
1988年隆冬，海拔4200米的石渠县城大雪纷飞。苏知斌听说有个小伙子倒在一处废旧房屋中，立即骑上自行车跑去“管闲事”，把小伙子带回家里，端上热饭、换上棉衣，临走时，还塞给小伙子80元路费。“那时候他的月工资才64元。”曾文利说。
时隔多年，在九龙县魁多乡海底村，苏知斌又一次在钱上“任了性”。
苏知斌结对帮扶海底村贫困户古哈莫。49岁的古哈莫，家里有3个孩子，他妻子身体不好，全家靠古哈莫不到1万元的年收入度日。
“你想干些啥?”苏知斌问。古哈莫想养羊，但没钱。
“给你协调县上的精准扶贫贷款。”听苏知斌这样说，海底村村支书潘长命眉头皱起：古哈莫穷得叮当响，还不起钱咋个办?
“那有啥?我来担保，还不起算我的。”苏知斌把手一挥。
打过几年交道，潘长命太了解苏知斌了。“他说到做到。”村里没有路，搞新农村建设材料运不进来，苏知斌一周后就给协调来40万元资金。打通百草坡山路那段时间，苏知斌一个月要跑六七趟。如今，古哈莫马上就要看到产业发展的希望，苏知斌却再也无法分享他丰收的喜悦。
苏知斌也经常说“不”。女儿上学，希望父亲的车能送送——“不行”;妻子患有白内障，外出看病想坐车——“不行”。
“你一直在保护我，时时刻刻告诉我如何做人、如何感恩，正直、乐观、宽容。”苏知斌去世后，女儿苏倖写了这样一封信，给天堂的爸爸。
一个为工作“玩命”的人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境界固然是美，不过过早止步、追求闲适平淡，却不适合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摘自苏知斌《在路上，不孤独》
苏知斌爱戴着一幅无框眼镜，马尧那时候总是打趣说，“苏检，你戴起这个眼镜是不是为了‘有范儿’?”苏知斌只是笑笑，没吭声。
苏知斌去世后，马尧翻开那摞厚厚的病历时，才发现苏知斌的左眼曾做玻璃体切除手术。这件事，全检察院无一人知道。
2010年6月底，时任炉霍县检察院副检察长的苏知斌，带领干警侦办一起贿赂犯罪线索。时间紧迫，苏知斌不眠不休连续工作4个昼夜。在战友们眼中，苏知斌是个工作狂：为尽快完成任务，他可以不休假、不下班，甚至不吃饭不睡觉。就这样连轴转了许多年，没想到这次，他挺不住了。
7月3日傍晚，正在研究案情的苏知斌突发晕厥，经诊断是“蛛网膜下腔出血”。头上裹着厚厚的纱布被推出手术室时，意识模糊的苏知斌嘴里还在反复念叨“规范法律文书……”“这是条件反射，他脑子里一直在想。”医生说。几天后，苏知斌做了玻璃体切除手术;第二年4月，病情复发，再次进行手术。
苏知斌是个最“不听话”的病人。出院时，医生特别叮嘱，避免劳累，半年后一定前来复查。可直到去世，他也没有兑现和医生的约定。
苏知斌一直在“玩命”：跋山涉水、舟车劳顿，干警熬夜，他也熬夜。有一次，一件重大贪污案到了攻关突破阶段，听说这一消息，正在成都体检的苏知斌驱车12小时连夜返回，又是3个昼夜的工作。
“有时候我特别恨您的业务能力过于强大，否则您就不会这样事必躬亲、不会熬夜、不会积劳成疾。”秦梦妍写到。
苏知斌很“吝啬”：院里废弃的桌椅板凳，他周末带来钉子锤子，自己敲敲打打给修补好;办公室采购电脑，他冒着酷暑跑到成都的电脑城挨家挨户讲价，硬是少了2万多元……
苏知斌也有大方的时候。检察院3名老干警一直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出钱，带你们出去旅游。”去世前不久，苏知斌很爽快地说。可这次，他食言了。
此次对老干警们的承诺虽没有兑现，但他用生命兑现了对检察事业的忘我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