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上能下，先要克服“好人主义”（人民时评）
范正伟
如果说，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治理目标之一是“为官不为”，推进“能上能下”本身也要避免“为官不为”
这几年来，在中央正风反腐的政治新生态下，不正之风大为收敛、腐败现象得到有效遏制。与此同时，也出现一种现象：一些干部感慨为官不易，有的甚至为官不为，正所谓“啥都不干，难找缺陷；不做事情，不担风险；组织考核，没有缺点。”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成为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亟待解决的新课题。
“为政之要，唯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首次对干部“能上能下”做出专项规定。从聚焦“不正、不为、乱为”三大为官问题，到调整十种“不适宜任现职”干部；从增加五项对领导干部的问责情形，到明确六种干部“能下”的渠道，《规定》的出台，堪称是治庸、治懒、治散的点睛之笔，传递出公职人员队伍没有“铁饭碗”的明确信号，也标志着干部人事管理制度的现代转型。
干坏事要下台，不干事要下台，干不好事也要下台。推进干部“能上能下”，重点和难点是解决“能下”的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能上不能下”是当前干部人事管理的主要矛盾。另一方面更是因为，“能下”是“能上”的前提，干部只有“能下”了，才能腾出更多位置，让更优秀的干部有施展平台，实现真正的“能上”；干部只有“能下”了，才能让在位的干部有危机意识，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岗位，让向上的干部有奔头有干劲，更加如临如履、兢兢业业，从而形成万马奔腾的竞争局面，更好地构筑政治生态。
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印象中，组织部“管进”，纪委“管出”，仿佛只有被纪委盯上的干部才可能离职。《规定》实施后，组织部门不仅“管进”，也可以“管出”，尤其是把那些没有大过、没有严重违纪违法行为，但在其位不谋其政、能力素质不适应的干部调整下来。客观地讲，这既是一项新任务，也是一个新挑战。
如果说，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治理目标之一是“为官不为”，推进“能上能下”本身也要克服“为官不为”。毕竟，相比于反腐案件的黑白分明，“能下”的规定虽然明确，却并不一定有那么“紧迫”；相比于“能上”的皆大欢喜，“能下”肯定会得罪人，甚至还会“惹麻烦”。因此，能否克服“好人主义”、是否具有担当精神，是推进“能上能下”的关键。在此过程中，既要解开不合时宜的思想扣子，也要普及与时俱进的从政文化。
一是在思想方面，要进一步破除“官本位”的陈旧观念。“能上能下”之所以久推不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上荣下辱”“下必有错”的思想障碍。这种认识上的偏差，使得一些领导干部不想“下”，也使得组织部门不“忍”下。解决“能下”的难题，首先就要从减少干部“下”的思想阻力开始：领导干部也是社会职业的一种，为何体制外的人可以“下”，体制内的人就不行呢？为何其他行业可以进退自如，领导干部降职就会觉得“丢脸”呢？
二是在行为方面，要确立“有为有位”的鲜明导向。从选拔任用的角度来看，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的根源，还在于重视提拔、轻视使用，一些庸官懒官太平官的出现，莫不与此有关。“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干部本来就要干事的，啥也不干，要你干啥？啥也干不好，留在此地为何？有为才有位，在位必须为，上去的可以下来，下来的也可以上去，实现“上”和“下”的辩证统一、“入口”和“出口”的有效对接，干部队伍才能是一池活水、充满活力。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党的十八大以来，多名省部级干部的“断崖式降级”，为干部“能下”提供了最新案例。在有了明确的规定以后，干部“能上能下”的目标能否落实，开始的几步很关键；抓几个典型案例，也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