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全会将释放什么信号
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专题讨论依法治国，这其中蕴含的信号值得揣摩。法治的核心命题，是权大还是法大。如果是权大于法，那么执掌权力的个人就会凌驾于法律之上，法治就会变成权治，权治就会变成人治，那是国家的灾难，民族的灾难，当然也是执政党的灾难。怎么才能解决好二者关系呢？我以为至少有三点。
第一，至上规则。党必须和善于通过法律来治国理政，宪法和法律既是人民的意志，也是党的意志，是二者意志的高度统一。任何个人的意志和行为，任何权力的行使，都只能在党的意志和人民意志之下，而不能在其之上。法治不仅要有权威，也要有纠偏功能。对于为政一方的“封疆大吏”，或者是执政一行的“宰辅大臣”，在其执政过程中的种种政策、行为、做派等，都要有及时纠偏的功能，也就是行为纠偏功能。一旦有人出现僭越、滥用权力等偏差，法治应当发挥其强有力的纠正偏差功能，以免养虎为患。
第二，底线规则。法律是人们行为的底线，是社会秩序的底线，如果击穿这个底线，党、国家和社会就会出大问题。从历朝历代来看，吏治不仅必须整顿，而且需要经常整顿。为官清廉是政治清明、文明的重要内容。这才能真正维护执政党的长期利益、根本利益、整体利益。讳疾忌医、轻描淡写，只会放纵歹人歹行，最终失信于民。
第三，践行法治。无论是至上规则还是底线规则，都仅仅是规则，而不是事实。法大于权，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关键是要落实在实践中、行为中。我们已经建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法律实施效果有待提升。只做不说，不是法治；只说不做，同样不是法治。只有既说又做才是真法治。怎么来验证这个“做”呢？那就是对违法者的惩治。人们是通过结果去验证规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的。打“老虎”也罢，打“苍蝇”也罢，都是在做。法治建设不仅是建章立制，更重要的是践行法治。这既是人类法治文明的共同成果，也是我们法治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