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先行才能破解“人在证途”
张志锋
证件不仅对应权力,更对应着权利。用权力服务、以权利为本,才是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日前,广州市一位政协委员公开展示了一幅《“人在证途”图》,长达3.8米,包括常用的103种证件,并感叹:中国人不是在办证,就是在去办证的路上。“人生不满百,要办百个证”,这一现象引来众人的感叹乃至吐槽。
反过来想想,作为确认个人身份、资质的凭据,证件也是法治社会的必需。在计划经济年代,多数人是单位人,结婚、生子,外出、上学,都需要单位开证明,否则寸步难行。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流动性、自由度大增,更多人成为社会人,即便没有固定单位和住所,揣着身份证、学历证,就可以闯天下、谋生活、干事业。在这个角度上,从“认人儿”到“认证儿”是一种进步。
身份证、学历证、驾驶证,各有效用,代表着人们的能力和权益。人们抱怨“人在证途”,并非希望所有的证件从生活中消失,不满的只是一些不必要的证件叠床架屋——比如,身份证能显示年龄信息,为什么还要个老年证?不满的是一些职能机构人为地制造出一些证件来——比如,有了社保卡,医保卡、公积金卡究竟为什么存在?更不满的,是程序繁琐、手续复杂的办证难——比如,办个准生证,为什么要盖40多个章?
证件多、办证难,背后是权力运行的问题。对于职能部门,办证是一种权力,每个证件背后都站着一个或几个单位,可能有明面上的收费创收,也可能有暗地里的利益交换。这可是一些单位的“核心利益”!也正因此,行政管理部门之间更容易产生“业务壁垒”,有意无意形成一个个“信息孤岛”,导致各自为“证”,难以有效整合。
实际上,证件不仅对应权力,更对应权利。权力本身是为权利服务的,有关部门办理证件,落脚点应是方便管理、更好服务。如果为了证件背后的权力而不愿放手,显然是本末倒置,更会忽略了证件的服务功能,漠视了证件背后的权益保障。而现实也证明,管得过多过细过死往往管不好,以证“拴”人的僵化体制,不仅无益于权利保障,反会成为实现权利的绊脚石。
理顺公众在证件问题上的心结,需要把权利排序在前。一方面,改掉造成办证难的作风病、机关病。试想,即便有了“一站式大厅”,如果不能以人为本优化流程,如果依然脸难看、话难听,哪怕只办一个证,也会带来投诉。另一方面,治理上的画地为界假如不逐步清除,证件附着的权益也有可能难以落实,成了空头支票。比如,跨地域的医保结算、社保转入,就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完善。
全面深化改革,政府管理领域的重点就是简政放权。前不久,国务院公开了所属部门行政审批事项的“权力清单”,进一步表明了坚决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一种权力对权利的尊重。比如,减少企业进入的坎儿,少些对市场的无谓干预,正是让企业能走得出来、活得下去。在社会治理上,同样需要秉持这样的态度,用权力服务、以权利为本,才是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人在证途”的现象说明,在更大范围、更多层级上,还有很多政务需要简化、很多权力需要清理。不管是政协委员的建言,还是媒体网络的吐槽,都是一种倒逼的力量。以此为契机创新社会管理,让“有限证件”为群众“无限服务”,才能得到更多信任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