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最核心的问题是深化改革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长江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确保改革取得成功。” 我们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坚强领导核心，当前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当中，党的自身建设问题格外重要，对此，记者专访了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博士生导师王长江教授。
记者：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重要部署，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全党用一年左右时间自上而下分批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截止去年底，第一批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单位已基本进入尾声，您认为我党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取得了怎样的实际成效?
王长江：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目前刚刚开展了一半，今年一月份开始进入第二批，深入到地方进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从现在进行的情况来看，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果的。从群众比较敏感、议论比较多的问题着手，使不正之风有所收敛。特别是对“送礼”这一类的问题，进行了严格规定，对遏制类似情况发生是很有成效的。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怎样建立相应的制度，保证这种效果能够持续下去，成为一个长期的工作。
记者：您认为，党建工作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王长江：党建最核心的问题，我认为还是改革。如今我们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这种深水区改革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随着改革的推进，很多深层次的问题开始浮出水面。与改革初期不同，这些深层次的问题错综复杂的联系在一起。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很难一下子解决。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问题到最后都会归结到“执政党如何执政”的问题上。因而党的建设问题就显得格外重要。如果不能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就无法推进其他方面的改革。这些年我们党的自身改革建设力度越来越大，一般通常提“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十八大提到党的建设的改革创新，十八届三中全会又强调了党的建设制度的改革，说明党自身的改革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话题。
很多看起来属于纯粹的一个领域的问题，实际上背后隐藏的还是党的建设问题。比如说，在经济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中特别强调地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看上去就是个经济问题，但事实并不仅如此。在资源配置当中，让市场自身发挥作用，与依靠政府行政手段进行控制，是两条截然不同的思路。我们过去搞计划经济，政府无所不包，无法充分调动起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只靠党的领导、政府的推动，缺乏市场调节，最后发现根本无法推动社会进步。这使我们不得不去思考，党的领导到底该是什么样子的。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党的领导是全能的。而现在则必须改变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更多地给社会发展提供空间，这与过去相比是完全不同的。至于说政治方面，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里提出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治理。过去我们用的是“管理”，那么“管理”和“治理”有什么区别呢?“管理”和“治理”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如其中的“理”即为打理梳理整理的意思。但二者最大的区别是，“管理”的主体只有一个，就是政府和政府背后的执政党。而“治理”的主体则更为多样化，社会参与者、人民群众、社会组织、企业，等等都是治理的主体，这些主体共同参与社会管理，就需要我们党加大改革力度，转变传统理念，改革执政方式，以免包揽过多甚至出现腐败现象。
记者：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加强党内廉政建设和反腐败问题高度重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特别提出要 “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着重强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王长江：反腐倡廉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我们现在所说的“党的建设”，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党的建设”，它指的是执政党的建设。执政与非执政的最大区别是党成了掌权者。掌权者对于权力的使用须极为谨慎，否则就会产生问题。而产生问题的关键在于，权力本身不受制约。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对权力进行约束。不论是党自身的改革也好，政治体制改革也好，最后都要落在约束权力上。约束了权力，腐败现象才能减少。但是从现在我们约束权力的力度看，还有很多方面的问题值得思考。
在我看来，对权力的约束大体上分成两大类，一是权力对权力的约束;二是非权力对权力的约束，即权利对权力的制约。这两大类又可以细化成几个小类。 首先是权力对权力的约束，有纵向的，其中有上对下的约束和下对上的约束;除了纵向的还有横向的，即权力之间根据不同的功能，划定各种权力的运行边界，使权力彼此之间存在约束。 其次是非权力对权力的约束。第一，政府运行的透明公开化使得政府的所有行动都受公民的监督，公民有渠道对政府的决策提出质疑。第二，媒体的发展。由于民众对于传播渠道的需要，媒体逐渐发展起来，渐渐变成了一种独立的监督力量。第三，组织。组织里面实际上也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老百姓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成立自己的利益团体，进而形成一定的权利边界，一旦政府的运行超过这个边界，便会以组织的形式进行抵制。另一部分是政党。政党都在不断地争取权力，争到了权力的成了执政党，争不到的则成了反对党，时刻在对执政党权力的运行进行监督。这样总结来说，对权力的约束可以总结为七个方面，即上对下的约束，下对上的约束，横向的约束，政党的约束，社会组织的约束，媒体的约束和公民监督的约束。仔细对照就会发现，我们至少有一半是缺乏的。
上对下的约束，我们力度正在不断加强。但只有由上至下的管理模式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下对上的约束。在这一点上，西方是可以借鉴的。西方权力的边界有明确的规定。当上级授权给下级，下级在使用权力时，上级则无权干预。如若上级有侵犯下级权力的行为，下级甚至可以对上级提出诉讼。这就是为权力确定边界带来的好处，更是下对上的约束鲜明的表现。而在我国，下对上的约束是严重缺乏的。从横向的约束来看，我们提出了党内要形成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机制，这是我们的目标和理想状态。但事实上目前这种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其他方面，我们的社会组织还在发育，媒体方面的监督近年来正在加强，但受到的控制还是很严格的。公民监督的反馈渠道，则因为还没有畅通起来，才会产生所谓的“上访”。所以从这些角度说我们的缺项还很多，这些缺项造成了权力不受约束的局面，是导致腐败的很重要的原因。因此，今后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将各方面的约束梳理出来，确定权力在监督下运行，确定权力有其明确的边界，确定它需要什么样的监督，监督的力度要有多大。
现在看来至少有两条我们还没有想出明确的解决办法来，第一，政党的监督。我们不能照搬西方，不要多党制，这是不能改变的原则。但我们用什么样的约束来替代?第二，权力和权力之间的制约，我们坚决反对照搬西方三权鼎立的模式，那就要研究一套中国特色的权力对权力制约的方式，这对腐败问题的防治将会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记者：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改革过程中一定会有很多的阻力和困难，在您看来最主要的阻力是什么?
王长江：我认为最主要的阻力还是既得利益。现在既得利益的问题还是很严重的。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道理问题，道理大家都懂得，都支持权力需要制约的观点，但是一旦落实到己身，就会生出很多理由与借口，拼命阻止自己的权力受到制约。其根源就是既得利益。比如说最典型的审批权，高度集中的审批权，在缺乏监督制衡的情况下，往往容易异化为权力寻租的工具。这种权力的运行方式肯定是不行的。而既得利益问题的产生是体制造成的。
改革改什么?就是要改变原有的权力配置，调整原有的权力格局。原有的权力格局不但会使运行低效，还会沉淀出不合理的利益格局。改革要敢于去触动这种既得利益格局。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以往改革的思路还是有一定问题的。改革是对现有利益格局进行调整，意味着要打破现有的权力边界，这有点类似于危机治理。比如说一条河流污染了，原因是企业有毒原料泄漏。这时候，只让工厂停止排放是不够的。已经泄漏的部分需要管河流的部门来处理。但仅此还不够，如果工厂不关闭源头，也同样是徒劳无功的。毒气体气味散发出去之后，居民反映到环保局，环保局要动员起来，处理空气问题。只有有关方面的工作同时开展，才能解决问题。这就需要统筹配合。如果各自为政，很显然是没有任何办法的。常规的行政模式必须打破，要在企业、水利局、环保局之上建立一个拥有更高权力的机构，来统筹处理。
同样的道理，改革是打破常规，而不是常规工作。像对待常规工作一样对待改革，一个改革的号召之后，便要求各部门去落实，可想而知，必然导致改革变形。部门不会主动去消减自己的权力，一些部门甚至会夸大自己的作用，寻求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权力。各部门权力的扩大，伴随着老百姓的权力越来越小，老百姓不欢迎这样的改革。这会使改革的权威下降，造成改革变形。这种情况还会引得既得利益群体浑水摸鱼，借机反对改革，让人们误认为“改革是错误的”，模糊了改革的导向，这才是最危险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概括起来有两点，一是认识到改革的核心还是既得利益的问题，二是要克服既得利益的问题，就必须注重顶层设计，超越既得利益之上去设计改革、统筹改革。
记者：要确保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成功，就要各级党委提高领导改革的能力，那么该如何提高各级党委领导改革的能力呢?
王长江：统筹改革应该由党来领导，从这个角度来说，建立全面深化改革小组是正确的选择，这也是超越部门之上来统筹改革。领导小组模式是传统的一种做法，其中包含很多的不确定性。有的领导小组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统筹下面的所有部门，加大执行力度来解决问题。作为顶层设计单位应该说这样的领导小组是很好的。但也有一些领导小组只是简单地把有关部门代表凑在一起，由一个更高的领导来带领，改革成了从事各部门利益的博弈，如果是这样一个结果，改革就失去了意义。所以，关键在于领导小组建立后该如何运行，如何进行顶层设计。我觉得所谓“加强党的领导”，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由党来推动顶层设计，作为领导者，必须对整个国家和社会全局性的问题进行统筹协调。
记者：公务员分类改革，近几年一直是热点问题，那么该如何破除“官本位”观念，推进公务员分类改革深化呢?
王长江：可以这样说，如果通盘的改革设计没有确定，那么这方面再改革都是没用的。因为公务员本身涉及的是国家如何管理、如何领导的问题。首先要分清谁是领导者，什么东西应该交给市场，什么人又是统筹这些的。这些角色如果分不清楚的话，公务员是干什么的就无从谈起。我们过去的改革让大家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成效，原因就在这里。我们举个例子，公务员制度来源于西方，之所以要实行公务员制度，是因为国家需要一批人员来管理，而民主政治是指多数人把权力交给少数人，由少数人来操作权力运行，这个少数人就是公务员。代表老百姓作决策的那些人，就叫政务官，由老百姓选任;执行的、进行具体操作的那些人，要具备一定的能力和技术，就实行考任制。我们对公务员似乎不是这样一种理解。按照我们现在对公务员的概念，“吃国家饭”就叫公务员，好像公务员成了一种待遇，这就跟“官本位”联系起来了。这种所谓“官本位”的东西由来已久，并不是说国家需要有人来管理，管理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好的条件，而是强调了一种地位，甚至认为，因为这个国家需要人来管理，这些“管理”别人的人必须比普通人高明，于是造成“管人的人就比别人高”这样的理念产生。这个理念我们始终没有转变过来。
平心而论，一个社会有序发展比无序发展要好很多。什么是有序发展，就是有这样一些人，除却自己的生活之外，还在设计着大家的生活该如何过才更好。这些人是社会精英。政党和社会精英联合在一起，确实有设计能力，是能干出一些实事来的。但不要忘了，这些精英在本质上与普通人是一样的。遗憾的是，在我们的宣传里面，这些人比别人优秀，比别人高明，如此一来又和传统的封建式的管理体制结合起来，强化了“官本位”的体系，于是大家都拿这个作为标准，成了一种参照系。“官本位”的来源是“金本位”，在这个理念中，“官”成为了一种参照系，以“官”作为标准来衡量一个人的高低贵贱。所以打破“官本位”必须从我们国家治理方面，从民主化的角度进行切入。实际上这是个民主问题。当老百姓真正的当家作主，所有的“官”、公务员都是替百姓服务的人，等到这种关系真正确立起来的时候，也就不存在“官本位”，而是“民本位”了。
记者：您认为做好2014年党建工作最紧要的问题是什么?
王长江：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现有的成果用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现在党建工作的势头还是值得肯定的。反腐倡廉、作风建设、整个党的队伍的整肃、官员问责等等方面都在稳步推进。关键是要用一种确定的制度将现在进行的一切固定下来，这是个更难做的事情。另外一方面，还是要深化改革。防止权力的滥用，归根结底还是要约束住权力，最根本的措施，就是加强民主。没有民主，权力是约束不住的，这个问题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近年来掀起了一小股怀疑民主、试图绕开民主的风。不发动群众的力量，只依靠从上至下的管理方式，是无法推动社会发展的，许多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已经反反复复证明了这一点。归根结底还是要注重民主，还是应该大力推进民主建设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