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公信力的三维视角分析
中国共产党公信力反映的是民众对党在政治上的信任关系，其影响因素包括宏观社会环境系统因素、共产党执政系统因素、微观民众系统因素。20世纪以来宏观社会环境呈现显著的民主化、市场化、多元化的特点，民众系统的发展体现出多元化的层级差异、多样性的需求差异以及民众对政治绩效的感知差异等特点，应对环境和民众系统影响因素的挑战，提升共产党公信力水平，要通过培养民众对党和政府的政治制度信任、政治价值信任、公共政策信任以及党员干部信任等途径，最终实现提升党的公信力水平的目的。
执政党公信力反映的是民众对于执政党在政治上的信任关系。公信力既是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也是其树立积极的执政形象和维系良好政治秩序的必要条件。任何政党在执政过程中都需要时刻维护和不断提升自身公信力，从而夯实其合法性基础实现有效治理。要不断维护和提升人民群众对党在政治上的信任感，就必须从党和人民群众本身以及联系二者的相关纽带中寻找，具体来说包括二者所置身的社会环境系统、党的执政系统以及民众系统三个纬度。
一、宏观的社会环境系统影响因素分析
(一)民主化的政治环境
政治民主化是现代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党的公信力既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也遭遇了若干挑战。在民主制度下，民众对执政党的态度是问责而不是感恩。民众的主体意识增强，对于执政党和政治权威有更多的怀疑和批判精神。正如美国学者马克·沃伦所言，“民主的成分越多，就意味着对权威的监督越多，信任越少。”亨廷顿也认为民主使人们越来越怀疑权威，在政治活动中，“公众对政治领导人和组织的信赖和信任程度的衰落，政治体制中(如政党、总统直属的政府机构)权力和影响力下降”。与传统的中国政治社会相比较，在政治民主化进程中民众个性和独立性都较以往有所扩张，政治信任的形成具有明显的从政治依赖向政治选择转变的倾向，对新时期执政党公信力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
(二)市场化的经济环境
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影响中国共产党公信力。物质财富是政治资源的根本性要素和实现政治目标的重要手段。执政党领导下的政府只有拥有足够的物质保障才能保持正常的运转和履行治理职能，进而以公共政策形式来投资民生工程、推进社会福利等实现财富的社会再分配，具体表现为民众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状况等诸方面的改善。只有当民众从政治产品中获得利益和需求满足时，他们的生活满意度才会提高，由此激发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信任情感和态度。如果执政党领导经济发展不利，民众生活质量降低，必然激发政治不信任，甚至引发冲击政府的政治不信任表达，造成社会动荡。从中国的发展现实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社会发展从执政绩效的角度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为共产党赢得了广泛的声誉，共产党也因此获得了民众极大的政治支持。
另一方面，经济生活的变迁影响政治信任。特定的经济生活范式下，民众与政府体系形成特有关系，这些关系规定着他们的政治信任状况。当经济生活发生变化时，人们必然会产生新的政治需求和动机，形成新的政治心理。例如，在计划经济时代，民众大多把自己需求的满足指向政治体系，人们的工作、生活、教育和福利等方面的需求都与政府相关；而在市场经济时代，民众需求的满足主要指向市场领域而非政治体系。但在社会转型期，政治信任的生成逻辑既包含转型前的社会价值特点，也包括新的市场经济体系的价值要求。混杂的政治信任生成逻辑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民众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认同度，削弱了党的公信力提升的社会信任基础。但也应该看到，市场经济训练了经济主体独立性的发展、促进了社会交往的扩大，刺激了社会信任以及政治信任的需求和供给，为共产党公信力的提升提供了信任机制基础。
(三)多元化的文化环境
政治信任的文化环境主要指政治人所具有的思想文化背景，它由前人的理性思维成果如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科学思想和经济思想等精神产品交织而成，并以历史传统的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成为自觉不自觉支配人们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的力量。人们对政治体系的支持和信任，与文化环境中的影响因素相关，人们对文化环境中的一些认知会自然地渗透到政治生活中，形成关于政治生活的某些习惯、价值观念等，从而形成对于政治体系的信任和不信任的判断。例如，阿尔蒙德、帕特南等西方学者都认识到：民众对政治制度的信任不是产生于政治制度本身，而是来自于政治制度之外，来源于民众长期生活所形成的价值信仰之中。这些价值信仰已经内化为社会的文化规范，并且通过早期社会化的形式灌输到社会成员的思想意识中。
政治文化构成政治信任的重要背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认为，文化传统对人的成长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人不仅是生物遗传的产物，更主要的是传统的作品”，文化对于个人而言，“可以说是他的第二天性”。改革开放加大了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交流，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传播使我国政治思想领域的斗争异常激烈，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认同和执政党政治权威认同面临文化多元化的冲击。应对文化多元化的冲击，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进行文化创新和意识形态重建，相继提出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实现了意识形态的世俗化、人本化，这是当前党的公信力仍然保持相当程度的重要原因。
二、中观的执政系统影响因素分析
(一)政治制度信任
政治制度是政治权力规范化和强制性的表现形式。制度作为规则约束着人们的行为，建立起社会的信任关系，因而制度本身必须可信、可靠。制度的确立必须符合人们的价值观，具有高度的民众认同感。“没有哪种纯粹的法律制度能够经受民众高度的疏远或怀疑，也没有哪种法律体系能够在法律无法获得高度信任和尊重的情况下有效运转。”此外，制度必须具有可靠性，能够确保公共权力运行的确定性、可控性和预见性。
就我国而言，自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在制度规范化方面做出了大量努力，为提升党和政府公信力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一方面，我国目前已经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民主政治和法律制度等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另一方面，在规避政治不信任的制度建设上，我国目前已广泛应用的审计制度、监察制度、问责制度以及传媒自主、集体决策等政治原则，有助于实现政治组织的透明性、政治行为程序的公正性、政治秩序的稳定性以及政治结果的可控性，从而保证公共权力能够被放进笼子里，能够为民所用，确保民众施予党和政府的信任免受背叛。同时，还应该承认，一些具体制度和体制还没有很好地发挥促进政治沟通，凝聚政治信任的功效，一些制度安排还处于缺席状态，需要不断提升制度信任建设。
(二)政治价值信任
政治价值引导公共权力的行动取向和规定公共权力的运行目标，是政治体系中最核心的因素。任何政治体系都以追求和实现某些价值为目标，政治价值偏爱构成政治体系的鲜明特色和显著标志，是政治体系存在和发展的根本。缺乏政治价值的引领，民众对于公共权力运行和公共资源分配很难形成共识，结果只能“导致政治生活的失范与无序，甚至是政治体系的崩塌”。在政治价值体系中居于首要地位的要素就是正义，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主张和追求社会正义，既是执政党的历史使命，也是执政党提升公信力的必要举措。中国共产党一向重视推行社会正义，始终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崇高使命。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今后深化改革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对于推进全社会的政治价值信任都是十分有益的。
(三)公共政策信任
公共政策是公共权力的动态运行，是政治体系解决公共问题、向民众提供公共服务的政治过程。公共政策是连接民众与政治体系进行政治输入和输出的重要渠道。一方面，执政党和政府通过公共政策对公共资源进行权威性分配，公共政策是政治输出的常规方式。另一方面，执政党和政府也通过公共政策对政治输出进行调整，借此解决社会矛盾和平衡社会利益分歧。而民众对公共政策信任态度的产生源于程序信任和绩效信任两种途径。程序信任要求公共政策在制定、执行、监督和反馈过程中遵循科学、民主、公平和开放的程序，充分体现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本质，在民众与政治体系的有效沟通中培养政治信任关系。绩效信任指的是民众对于公共政策提供公共服务和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的实际效能的满意度。程序信任往往与制度信任关联，而绩效信任却与民众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主观感受和安全体验等密切相关，例如生活幸福感、在治安、环保、公共安全、食品安全等方面的满意度等都会影响民众对于执政党和政府的信任关系。
执政党在公共政策信任建设方面一是要加强公共政策的程序建设，增强公共政策过程的科学性、民主性、公平性和开放性管理，促进民众参与公共政策过程，进而培养民众对于程序的热爱和信任度；二是要深化公共政策的民生导向，公共决策不仅要关注宏观经济的发展与数量的增长，更要关注政府的公共服务效能，通过民众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增强执政党和政府的政治信任度。
(四)党员干部信任
民众对执政党的认知、认同与信任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们与党员干部的互动，尤其是对党员干部履行公职状况的认识和判断。公共权力是抽象的，民众对于执政党的认识要通过行使权力的人来认识，因此党员干部是共产党公信力评价体系中一个可以独立存在的部分。对于共产党的信任，首先要对党员干部产生信任，“只有行为者才能被信任，因为他们是唯一能够互给信任的单位。”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党员干部所处的岗位使其既可能为公众服务，也可能无意识地消极渎职甚至有意识地公权私用。因此，如果党员干部能够合法履职，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塑造先锋形象，民众自然会信任党，执政党公信力自然高涨；如果党员干部滥用职权，不能发挥表率功能，败坏党的形象，执政党公信力就自然会低落。
目前党员干部队伍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严重影响了老百姓对党的认同，制约了共产党公信力的提升。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践行群众路线，清除党员干部中存在的贪污腐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方面做出了切实地努力。党中央的反腐举措向广大群众传递了反腐倡廉的正能量，对于修复民众对于党员干部的政治信任具有积极意义。
三、微观的民众系统影响因素分析
1.民众系统的层级差异
民众个体差异直接影响他们对共产党的政治态度，相关变量主要表现为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职业身份、居住地等。有调查显示，青年人和中老年人在对共产党公信力的评价上有较大差异，中老年人对党和政府信任度和满意度较高，而青年人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青年人在价值观和信仰方面更具有个性化和多元化的特点，对党和政府的态度相对消极。从受教育程度来看，本科以上学历的群体对于民主、自由价值的追求相对要高，对于党和政府的满意度评价略低于其他群体。从政治面貌来看，共产党员对共产党具有明显的满意度和归宿感，普通群众对党的认同度相对低一些。从职业身份来看，公务员对共产党公信力评价最高，企业高管和私营业主等次之，生活条件较低的农民、城乡无业、失业者最低。从居住地来看，地方政府政治运作功能紊乱、贪污腐败现象严重的地区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较低，共产党公信力遭遇较大挑战。因此，提升共产党公信力需要针对不同的群体区别对待，重点关注年轻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的生存状态以及难点地区的治理。
2.民众需求的多样性差异
执政党公信力水平直接反映了执政党满足民众需求的程度。一个政党只有代表民意、倾听民声，关注民生，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与支持，才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就中国情况看，当下执政党公信力低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党和政府没有及时满足民众的各种需求。尤其是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经济社会经历着深刻的变革，民众需求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给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带来巨大压力。一是工业化和市场化过程中产生的许多经济、环境、社会等问题引发了公共需求的集聚，例如食品安全、公共医疗、社会保障、就业培训等，拷问执政党在复杂形势下的执政能力；二是城镇化带来了社会公共服务需求激增，有些领域政府部门反应不力；三是伴随着社会发展，目前多数民众需求已经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公共性需求和发展型需求急剧增加，人们开始将更多的时间、精力和支出投入到社会公共领域。这些变化要求执政党顺应民意，制定并践行以民众需求为导向的执政策略。
3.民众对执政绩效的感知
“执政党公信力是民众对执政党执政行为满意程度的一种主观评价”，这种主观评价不仅与执政党的政治绩效相关，还与民众个体的直观感受和主观态度相关。执政绩效的改善提高与民众满意度并不必然正相关，甚至在绩效有所改善的情况下，民众可能还是不满意。因此，用政治绩效本身来衡量民众的满意度是不充分的，除了政治绩效外，还必须考虑到民众的预期与执政党实际绩效的符合程度，否则，即使实际绩效再高，也可能不被民众接受。执政党的客观绩效是一回事，民众对执政绩效的认知是另外一回事。事实上，党和政府的政治输出不可能只有积极的一面而没有消极的一面。如果民众或媒体更多地把目光聚焦于政治结果的消极方面，并且放大这些消极方面的因素，就会影响到民众对党和政府绩效的准确评价并可能进而影响到民众对于政府的满意度。因此，必须加强民众和政府沟通渠道的建设。当前，民众对于政府绩效的认知主要有两种渠道：一是政府主导的多维媒体的正面宣传；二是民众个人生活的具体感知。这两种认知渠道都存在片面性，当民众个人感知和媒体正面报道产生偏差甚至冲突时，正面报道可能让民众产生不信服甚至抵触情绪，不利于在执政党和民众之间形成有效沟通。党和政府有必要加强沟通渠道的制度建设，使民众能够参与到政治运作中，并从中切实地感受到好的政治绩效。
总的来说，20世纪以来以民主化、市场化、多元化为显著特征的宏观社会环境系统深刻影响着中国共产党、人民群众自身的发展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这一背景下，民众系统的发展体现出多元化的层级差异、多样性的需求差异以及民众对政治绩效的感知差异等特点。应对环境系统影响因素和民众系统影响因素的挑战，共产党要提升公信力水平，必须充分了解现时代以及民众特点和需求，架起政党与民众之间有效沟通的桥梁，通过培养民众对党和政府的政治制度信任、政治价值信任、公共政策信任以及党员干部信任等途径，最终实现提升党的公信力水平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