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和手段的坚持与改善
中国共产党建党90多年来，拥有近8000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又面临世人困惑的发展瓶颈，既面临时代难得的历史机遇、又面临环伺艰险的执政挑战，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同时存在。就党的自身建设而言，最艰巨的挑战可以说是理想信念的丧失，最危险的挑战可以说是干部腐败的滥觞，最严峻的挑战可以说是执政地位的质疑。为此，党中央先后做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建设“学习型党组织”，表彰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个人、开展“争先创优活动”，推进党史研究和学科建设、深入“党史宣传教育”，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等多种举措，其目的就是旨在以保持党的先进性为贯穿主线、以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为着力点、以改进执政方式为主要手段打出一套组合拳，从多方面多角度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以使党在面临最艰巨、最危险、最严峻的挑战面前，能够把握机遇、应对挑战，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一、以保持党的先进性为贯穿主线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
走过90年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在回顾和展望的关节点上，引起人们最大好奇心的，是一个成立90年、执政超过60年的政党，何以能取得巨大成就，而且依然充满活力？国外政要、专家纷纷从不同视角、个人理解总结中国经验，有的认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在决策过程中务实精神突出，越来越多地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也越来越多地关注外部世界的发展变化。”有的认为，“中国的执政党和领导人主要根据务实的考量以及中国与世界的现实作出了许多重大政策决定，而不是根据抽象的意识形态来作出政策决定，就像毛泽东主义时代经常出现的那种情况。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实事求是”。在西方，我们称之为“归纳式”决策(以事实为依据作出评估)而不是“演绎式”决策(以理论或意识形态为依据)”。也有的认为，“中共努力从历史上许多政党的成败中汲取经验教训。‘适者生存’的理论一直都在发挥着作用。一代代领导人都努力使这个党能反映中国人民的需要”。
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学者看来，理想信念的坚持才是9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凝聚力的主要原因，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胡锦涛同志则强调：“有了正确而坚定的理想信念，广大共产党员就能够自觉地、满腔热情地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中央党校谢春涛教授也认为，“绝不应该忽视中共的理想信念，以及在实践这些理念的过程中党所形成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尽管“与同时代活跃在中国舞台的众多政党组织相比，崇高理想非独中共所特有。不同的是，中共提出的高远追求不只写在本本里，也被长期转化为党人的精神信仰和集体自觉”。正是有着为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而奋斗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千百万共产党人才能够战胜千难万阻，前仆后继、视死如归，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个有一个胜利。
然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在经济、社会、文化日益丰富多样的冲击下，人们的独立性、自主性和选择性大大增强，传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使得当前，党面临最艰巨的挑战是理想信念的丧失。据一项对网民的调查问卷统计，在当今社会出现的重大思潮中，关注度较高的思潮包括新自由主义（82%）、民族主义（67%）、社会民主主义（59%）、历史虚无主义（29%）、功利主义（26%）等等，其中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最受关注。对于这些思潮形成的原因，该调查统计结果显示，47%的人认为“社会分化与利益的多元化，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与社会阶层”是第一大原因。特定的思潮总是特定社会阶层观念、主张的反映，这样，当社会利益集团与阶层在民主体制下争取自己的阶层利益和发言权时，意识形态或相应思潮就成为他们的旗帜。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党员、干部甚至一些领导干部却存在着不重视学习特别是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思想倾向，有的甚至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一知半解、人云亦云、乃至产生了某种疑惑，对社会主义经过长期发展最终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的信念产生了动摇，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丧失了信心；有的人沉湎于花天酒地或到封建迷信活动中去寻找精神寄托；有的人在各种诱惑面前随波逐流，极少数党员、干部由于背离正确的理想信念堕落为腐败分子，这严重削弱了党的先进性和凝聚力。
有鉴于此，2009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鲜明地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任务，2010年，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又再次强调要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两者的区别，一为从全党的高度、高屋建瓴的提出战略要求，强调建设具有世界眼光、善于把握规律、富有创新精神的政党，一为从具体的角度，细致入微的提出落实举措，强调注重实践锻炼，加强和改进干部教育培训，增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能力。
党的先进性首先表现为思想理论上的先进性，只有思想理论上先进才能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党的执政能力与党的思想理论水平密切相关，只有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才能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而中央要求划清界限的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比如，宣扬极端自由化、全盘私有化等主张的新自由主义；宣扬指导思想多元化、“三权分立”、多党制等西方民主思想的民主社会主义；歪曲近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党的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宣扬否定革命、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成就等观点的历史虚无主义；宣扬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人权具有普适性和永恒性的思潮等，只有认真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加以正确划分。因此，永葆党的先进性、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必须始终以思想理论建设为根本，以提高各级党组织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素养为目标，使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和切实把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体系的精髓所在。贯穿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其中，立场问题，即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的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胡锦涛同志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理论和奋斗都应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因此，我们党把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作为判断是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这个核心，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等等，这些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具体、实际、生动的体现。而观点则是基于这一立场得来的一系列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基本认识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
二、以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为着力点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
党的先进性要具体体现在每一个党员干部和作为政党细胞的党组织身上，“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党的各级干部特别是中青年干部，作为跨世纪的一代，正生活和工作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关键时期，肩负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责任，经受着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他们的素质如何，能否经受住这些考验，胜任党的任务的要求，能否正确判断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命运。
总体而言，当今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是团结的、有战斗力的，越来越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集结着中国各个领域的杰出人才，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着先锋模范的作用。党的各级领导班子总体上都是政治立场坚定、工作作风务实、坚持民主集中制、廉洁勤政的领导集体，广大党员干部也都是政治可靠、素质优良、作风过硬、业务精湛、团结进取的干部队伍。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的建设状况、党员队伍素质总体上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是适应的。因而，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的建设状况、党员队伍素质总体上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是适应的。
但是，在骄人的成绩和党员数量背后，当前，党也面临最危险的挑战就是干部腐败的滥觞。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的变革决定着人们的交往方式和思维方式。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即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恩格斯在1878年《反杜林论》中进一步解释道：“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中国自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基础和所有制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单一公有制已被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所取代，这自然为社会各个不同阶层及其相应观念形态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在这种背景下，部分党员党员意识淡化、在急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尤其是利益调整面前无所适从，导致其困惑、迷失、信仰动摇，使得功利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消极思潮受到追捧。先锋模范作用不再发挥，反而是为了提干、当官而入党，一些地方和部门由于选人用人公信度不高，又致使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官场潜规则、干部定向内招等问题屡禁不止；取得职务后又利用职权大搞“权力寻租”，致使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贪污腐败易发多发。从基层的县市长如甘肃省陇南市宕昌县原县委书记王先民、广东省原深圳市市长许宗衡，到省部级高管如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从司法系统如重庆市原司法局长文强，到两会系统如贵州原政协主席黄瑶；从“秘书政治”如河北省委原秘书长李真，到“团伙窝案”如沈阳市原副市长兼市公安局局长刘和、市公安局副局长史超、于洪区公安分局局长袁长占系列案件；从“26岁现象”、“35岁现象”，到“59岁现象”等等，各级别、各领域、各种形式、各年龄段的腐败现象都不同程度的存在。据统计，仅2010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32909件44085人，同比分别增加1.4%和6.1%。其中，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18224件，同比增加0.2%；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723人（含厅局级188人、省部级6人），同比增加2%”。所有这些，都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实现。
“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其中干部队伍的蜕化变质就是共产党内部可能出现的最大问题。有鉴于此，一方面，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反面入手，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提出“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总体思路，这是从注重民主、法制、制度建设向教育、制度、监督并重，从惩治为主向惩治和预防并举的新转变。经过持续不断的努力，党的反腐倡廉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2003年至2010年，中国公众对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成效的满意度平稳上升，从51．9%提高到70．6%；公众认为消极腐败现象得到不同程度遏制的比例，从68．1%上升到83．8%。
另一方面，党中央也从正面入手，着力以“创先争优”活动的开展为党员干部队伍重新树榜样、树正气，以此遏制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等歪风邪气和违法行为。“创先争优”是对党的基层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一种全方位的工作要求和业绩考核。基层党组织是否先进，共产党员是否优秀，都需要在工作中体现，其中包括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的工作责任、工作作风、工作方法、工作能力、工作绩效、工作影响，等等。当然最重要的仍然是建设学习型党组织所必需的学风。只有通过各种途径的学习，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才能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和牢记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断适应工作要求，在工作中表现出自己的先进性和优秀特质。而实际上，那些重视理论学习，勇于推进党的基层工作创新的基层党组织，往往会成为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中走在前面，工作取得较好成效，为群众所拥戴的基层党组织；那些重视思想武装，很好地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的共产党员，也往往会成为觉悟高、素质好、作风优，为群众所赞扬的共产党员。在纪念建党90周年之际，为展示新时期共产党人的良好形象和精神风貌，展示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和创先争优活动的丰硕成果，中央并决定，对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服务人民群众中创造优秀业绩、作出突出贡献、得到党员群众公认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进行表彰。就是要把组织推荐、表彰、宣传先进典型，作为加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的过程，进一步形成学习先进、争当先进、赶超先进的浓厚氛围，更好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三、以改进执政方式为主要手段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
当前，党面临最严峻的挑战是执政地位的质疑。从历史的合法性方面看，中国共产党人牺牲奉献、浴血奋战，“打江山坐江山”无可厚非，但即便这种历史的合法性在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中也受到了冲击。在如何对待历史这样重大的问题上，近年来不时出现一些噪音，这就是以否定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历史为重点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起，概括而言，就是“以‘反思历史’为名，歪曲‘解放思想’的真意，从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走到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从诋毁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发展到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从丑化、妖魔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发展到贬损和否定近代中国一切进步的、革命的运动；从刻意渲染少数中国人的不文明行为，发展到否定五千年中华文明等等”。按照中国古代思想家龚自珍的说法“欲灭其国，先去其史”，列宁也曾强调“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这种思潮的持续泛滥，对党的历史地位和执政地位都造成了冲击。
不仅从历史的合法性上，而且在现实的合法性上，国际社会中的一些势力也希望运用“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将中国的政治模式改行到西方的“多党制”、“三权分立”的道路上去。西方人在惊叹中国经济总量仅仅用了30年就以连续保持两位数增长的速度成为“世界第二”的同时，却仍在“中国崛起论”和“中国崩溃论”之间徘徊，如有学者就曾概括西方智库和媒体对中国的预测大致有4种观点，一是“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各种问题，这些问题最终将导致中国的分裂和崩溃；二是“和平演变论”，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国会变得更加繁荣，最终也会走上西方民主的道路；三是中国可能既不会崩溃，也不会走西方民主的道路，而是变成一个“富强而专制”的国家；四是认为中国崛起是一种古老文明的重新崛起，中国的事情有中国自己的逻辑，并可能会改变整个世界。而世人在认同“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中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对后发国家的有力作用的同时，却也在“坚持党的领导”和“多元民主”之间徘徊，如国际社会中的一些势力至今仍在用“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指责中国“人权”的“负面趋势变得更加‘恶化’”。其用意还是希望中国重走西方老路，从而逼迫中国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中国再次回到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金字塔低端，而丧失对这一体系的挑战和竞争力。
有鉴于此，中国共产党必须正本清源，对党和国家的历史的进行认真的研究和宣传，是人们对党史和党史研究有一个正确的认识。2010年，党中央第一次以中央名义制定颁发了党史工作文件，召开了全国党史工作会议，对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作出全面部署。随后，中央又批准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修订重印了第一卷。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对于很多历史事件、很多党的重要人物的看法更加客观，并不是非黑即白这么简单。“例如像对‘中苏论战’的评价，承认了那时中方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承认赫鲁晓夫在中苏关系中的积极作用；另外在党内，对张闻天、王稼祥的某些观点和看法是给予了肯定的”。对大跃进期间的死亡人数，也采行了较为准确的数据。所有这些，都使党史研究更为客观公正、立论结论更为信服，从而增加了党员干部对党的感情与信任，为党的执政地位历史合法性的确立提供了有利条件。
对于西方道路和“普世价值”，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今年“两会”上再次重申宣布中国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的“五不搞”。表明中国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充分体现一切权力由人民掌握的最高执政原则，并将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两会上对中国长期基本国策的这一重申，是对当前国际复杂舆论的一次明确回答。实际上，随着中国的发展，在西方认同中国发展道路的人也越来越多，比如《历史的终结》一书作者、美国著名学者福山就改变了看法，高度评价中国的探索和选择。西方主流舆论虽然仍指责中国政治体制，但对这一体制得到中国大多数人的支持这一事实，他们不存置疑。《中国大趋势》的作者、美国学者约翰·奈斯比特也认为，“中国没有以民主的名义使自己陷入政党争斗局面，而是以一党体制实现现代化，发展出一种独特的纵向民主，到205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中心。在未来几十年中，中国不仅将改变全球经济，而且也将以其自身的模式来挑战西方的民主政治”。
但是，一党执政的历史和现实合法性的确立，以及一党长期成功执政，并不能成为中国执政党可以骄傲的理由。实际上，包括苏东共产党、印度国大党、日本自民党、台湾国民党等等在内的世界上许多大党、老党执政地位的起伏变化，足以给处于长期执政地位的党提供警惕或启示。当今中国，处于改革的攻坚期、发展的关键期、矛盾的凸显期，并且已进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3000美元向10000美元提升的阶段，这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重要阶段，又是矛盾增多、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在中国经济结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社会矛盾和群体间冲突不断增多的情况下，党中央又提出了正确把握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新特点，针对当前社会管理中的突出问题，努力改进党的执政方式，着重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加强和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等等，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和人民内部矛盾，为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凝聚强大力量。
总之，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党只有在思想上加强学习、在组织上创先争优、在行动上改进执政方式，在坚持中改善党的领导，才能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