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经验的政治生态学分析
从生态学、控制论、系统论的角度分析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党的组织建设的经验，可以发现，组织建设的任务是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的演化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开放的边界、合格的生态因子、合理的联系机制和自组织性的内在原动力，以期实现一个可控性强和具有自组织性的系统。
组织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核心内容包括五个方面：党员队伍建设、干部队伍建设、人才建设、基层组织建设、组织纪律和民主集中制。从生态学、控制论、系统论的角度分析党的组织建设的历史经验，可以发现，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的演化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开放的边界、合格的生态因子、合理的联系机制和自组织性的内原动力，以期实现一个可控性强和具有自组织性的系统是组织建设的任务。
一、组织建设边界的设定
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不管是在局部执政时期还是在全国范围内执政，都存在系统的边界，包括地理边界、思想边界、组织边界，其中，地理边界是有形的，后两种则存在于人和社会的活动中。一般而言，对特定的政治系统，三种边界具有联动性、连锁性、内聚性。如果执政主体或执政的生命系统采取封闭保守的政策，则系统是封闭的，与外界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流较少甚至没有交流，生态因子只在内部产生，组织肌体的新陈代谢只在内部进行，内部各种要素的联系和信息传递的渠道相对简单，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处于低层次状态，没有向更高级系统演化和发展的内驱动力和外部压力。这样的系统稳定性、可靠性、适应性都是较差的，缺乏抵抗外部冲击的弹性和化解能力，在演化中容易因生境突变、生态链中某个限制因子失控或要素缺失导致系统崩溃。反之，如果系统是开放的，则系统与外界存在物质、能量、信息的充分交流，生态因子在系统内外是自由流动迁移的，系统具有复杂的网络结构和较多的层级，系统各要素间的联系机制和信息链是多样的，系统具有强大的包容力、吸纳力、分解力，生态因子之间的补偿能力、替代能力较强，即使遭遇生境突变、限制因子失控，系统的流动性和迁移能力也能让系统顺利渡过危机。因此，党的组织建设在执政生态系统的演化中要确保政治系统是开放的，不能搞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神秘主义，不能演变为帮会、会党、宗教团体。开放的边界并不代表边界丧失隔离功能、过滤功能和跨界限功能，开放的程度是可控的、有序的、易于维持的，开放阈值即门槛条件因时空条件、外部环境的不同而不同。
(一)地理边界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自从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就处于局部执政地位。无论在江西中央苏区或各苏区，陕甘宁边区及各敌后根据地，党的执政范围主要在农村，根据地经常是流动的、分散的、孤立的，范围也比较狭小，受到敌人在人员、物资、信息上的严密封锁，党的执政生态系统是相对封闭的状态，政治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都比较简单。党的基层组织主要发挥巩固政权、土地改革(抗战时减租减息)、政治动员、后勤保障、统一战线的作用，红军或八路军、新四军中的党组织主要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军队中的贯彻落实。尽管政治系统的地理边界是被敌人封锁的，但并没有隔断系统内外人员、物资、信息的交流，党的基层组织在打破封锁方面采取了多种方法，红区和白区的党组织、边区和各根据地之间保持着持续的无线电、人员、纸质媒体(期刊、报纸、文件等)的联系，物资的进出大部分时间也不曾中断。共产国际顾问李德就说江西苏区的经济形势还是不错的，农产品可以足够养活本区居民以及部分红军，红军通过战争还可以缴获敌人的武器弹药和物资。“此外，在闽南和粤北还进行着相当活跃的贸易，输出钨、烟草和其他产品，输入迫切需要的奇缺商品，特别是盐、棉布和煤油。”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我们曾长期遭到帝国主义的封锁，随后中苏关系出现恶化、与苏东国家的政治、经贸、文化联系出现波折，但我们和广大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一直保持着友好往来，而且还在“文革”中开启了中美谈判的大门，为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和以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外交基础。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的地理边界尽管曾长期被外界封锁，但始终不曾完全封闭，它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有时尽管微弱但却很有效。
(二)思想边界
在苏区，中共政治系统的思想边界是开放的。一是对共产国际开放，由于中国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下面的一个支部，在思想、路线、方针、政策上受共产国际的指导，这固然有正确的一面。但某些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对共产国际指示和苏共经验的神圣化膜拜使自身缺乏正确的分析和判断能力，他们事无巨细尽量通过无线电通讯和人员往来获得共产国际在思想层面的支持，这虽然符合组织程序，但思想的僵化、教条、保守却让中国革命蒙受巨大损失。二是对国内各种社会思潮开放，中国共产党诞生于社会思潮剧烈碰撞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战胜实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合作主义、易卜生主义等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改造社会的思想指南，中共党内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重要地位决定了党要接受各种思潮的挑战，在批判的过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三是对党内各种不同观点和意见的开放。中国的国情不同于苏联和欧洲，中国革命不可能完全照搬外国的经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在党的幼年时期，出现各种意见的争论是正常的，尽管中共也曾出现过陈独秀的家长制、王明的宗派主义等压制不同意见、打击报复持反对意见同志的情况，但党最终还是以开放的态度容纳不同观点的交锋，否则就不会有毛泽东的《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光辉文献的诞生，更不会有古田会议、遵义会议等的胜利召开。
(三)组织边界
从政治生态学的角度看，任何一种域外的生态因子要想进入政治系统，必须通过边界的过滤和筛查，确认其和系统具有同质性和同构性才可，否则就会破坏系统和组织的结构和存在方式。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抓住陕甘宁边区这一合法身份条件，对外界敞开地理、思想和组织大门，国内外知识分子云集延安，有记者、作家、教授、学生、民主人士等。为适应大量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奔赴延安，以及开展在国统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发展统一战线，党决定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毛泽东专门为此起草决定。但是，开放并不代表不加选择，政治系统对新的组织成员的审查和甄别是严格的，中央组织部、社会部和边区保卫机关不仅对新进人员的家庭出身、政治态度、宗教信仰等进行多方调查，还对失散归队的红军老战士、西路军战士、白区地下党人员进行严格审核，防止敌特分子混入边区和党内、军内。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的边界尽管是高度开放的，但隔离功能、过滤功能、跨界限功能是强大的，这是保持党组织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必要条件。
二、组织系统中的合格生态因子
生态系统在新陈代谢、自然演化、代际更替中会出现生态因子的消耗和损耗现象，如热量、水分、无机营养成分，以及细胞、物种、种群、群落等的演替和进化，一些生态因子的退出会为新因子的进入腾出空间。如果系统不能适时补充新的合格的生态因子，系统就会出现结构萎缩和功能失调，严重的情况会导致系统崩溃。合格的生态因子必须具备生长性、多样性、可塑性等特点。中国共产党的党员队伍建设、干部队伍建设、人才建设担负着为执政生态系统提供合格生态因子的重任。
(一)生长性
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例。因党和军队处在艰苦的战争环境和敌人高强度的围剿之中，干部战士的死亡率非常高，如果不能得到及时补充，党和军队的规模就会很快萎缩，由于根据地的物质条件和武器装备的落后以及我军作战的机动性特点，补充的新生力量还必须是年轻力壮的。从生态学的角度看，这样的生态因子和新鲜血液的生命力、竞争力、战斗力强，可以起到很好的对系统的修复和补偿作用。埃德加·斯诺的调查结果表明：“红军指挥员中的伤亡率很高。第一、二次反围剿达50％，第五次23％。”杨尚昆告诉他：“普通士兵的平均年龄是十九岁。甚至大多数‘老布尔什维克’，那些身经百战的老战士，现在也只有二十刚出头。他们大多数是作为少年先锋队员参加红军的，或者是在十五岁或十六岁时入伍。”“红军中军官的平均年龄是二十四岁。这包括从班长直到军长的全部军官。尽管这些人很年轻，平均都有八年的作战经验。所有的连长以上的军官都有文化。”这表明，党和军队的组织在士兵招募、组织发展上是有超前性的，一要年轻强壮，二要政治素质好，三要军事过硬，既要考虑数量规模又要兼顾质量，一方面从少先队员中选择士兵，加强士兵的教育、培养和选拔工作；另一方面注重从革命实践和军事斗争中大胆提拔使用年轻有为干部，实现人民军队和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梯次化、有序化配置。
(二)多样性
生态学认为，多样性好的生态系统抵御自然风险和社会风险的能力强、稳定性好、可靠性高，因为其中的各有机元素、生态因子相互支持、相互依赖、相互补充能迅速修补系统的缺陷和漏洞，缝合系统因某种要素或因子缺失造成的生态链断裂局面。红军时期，士兵的成分和党的组织成分就具有多样性。一方面军中约有38％来自手工业者、商店学徒、赶骡马运输的、扛长工的，有58％来自农民，另有4％来自小资产阶级如商人、知识分子、小地主等的子弟。士兵的来源也是多样的。毛泽东指出：“边界红军的来源：(一)潮汕叶贺旧部；(二)前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三)平浏的农民；(四)湘南的农民和水口山的工人；(五)许克祥、唐生智、白崇禧、朱培德、吴尚、熊式辉等部的俘虏兵；(六)边界各县的农民。”随着战争的进程，前面四种兵源因伤亡逐渐减少，后面两种兵源渐渐占据主体，而且“后二项中又以敌军俘虏为多，设无此项补充，则兵员大成问题。”如果党和红军只依赖农民和从前起义的士兵，则新兵的补充跟不上老兵的伤亡，红军的力量势必削弱。善于利用具备军事素质的俘虏兵，加以政治训练和无产阶级的改造，则可以缩短培训时间，弥补农民兵员战斗素质的不足。这是以多样性的来源提升整体性的有效办法，尤其一些技术兵种如通讯兵、炮兵、医务兵、维修兵等更是红军奇缺而暂时缺乏培训能力的，“不杀俘虏”既是红军的政治政策又是军事政策，因为可以扩大红军的影响和补充兵种的不足。
(三)可塑性
可塑性指生态因子具有良好的遗传特性和基因结构，能根据环境条件进行基因的重新组合排列，产生新的基因结构甚至新的物种以适应环境的变化。可塑性在系统演化中体现为适应性，在生物进化中体现为变异性，在组织建设中体现为成长性。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如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等都是理论家，邓中夏、项英、刘少奇等擅长搞工人运动，毛泽东、方志敏、彭湃等则是农民运动的杰出领袖，周恩来、朱德、陈毅、赵世炎、陈延年、邓小平等旅欧学生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可以说各类人才各有千秋，互补性极强。随着大革命的发展和后来的“4·12”反革命政变，武装斗争的地位上升，要求全党必须十分重视军事，党的领导骨干也必须从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的身份向军事家转变，既要会搞政治工作、地方工作，又要会搞军事斗争，党需要复合型的人才，需要党的骨干分子具有较强的可塑性。人民军队很多的统帅和将领都不是科班出身的行伍军人，如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罗荣桓等，但他们都能身兼数职，适应多种岗位的需要，体现出较强的可塑性。除领袖群体外，普通党员和军队中的战士也具有较强的可塑性，他们大都出身被压迫阶级，具有强烈的改变自身命运和旧社会的愿望，渴望在党组织和军队这个大熔炉里得到锻炼，获得新生，这就为系统的演化和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先天优势。埃德加·斯诺就发现红军中“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的士兵是有文化的——能够写简单的信件、文章、标语、传单等。这比白区中普通军队的平均数高得多了，比西北农民中的平均数更高。红军士兵从入伍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学习专门为他们编写的红色课本”。红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工作队，在地方工作的同志也可以随时服从组织分配进入军队，基层党员和红军士兵的可塑性主要来源于后天组织持续的培养和塑造。
三、组织内部的合理联系机制
生态系统是由一些相互联系和彼此制约的元素或因子构成的，社会生态系统也不例外。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在中央苏区、陕甘宁边区、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各个历史时期，外部环境和时代条件差异极大，党的阶段任务也不同，体现在系统元素和因子的内部联系上具有多种关系：共生、协同、依附、竞争、制约、连带、离异等。系统作为统一的整体并具有一定的功能，都要通过元素之间的联系来实现，联系的复杂程度与系统的规模和发展水平呈正相关。一般而言，系统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也是系统内部元素和因子之间的联系由线性联系向非线性联系发展的过程。
(一)线性联系
所谓线性联系，指系统内部各元素和因子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是直线性的，单向的。民主革命时期，党的执政生态系统所控制的地域面积相对狭小、分散、孤立，产业结构、政权结构、组织结构相对简单，元素和因子之问的联系较多体现为线性联系，如军政、党政、地下系统之间的联系有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保密性的要求，纵向的联系多，横向的联系少，网格化和非线性的联系主要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有所体现。这样的系统运转成本低、环节少、刚性强、步调齐、集中度高、易控制。体现在组织建设上，系统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统一。在战争年代，为着服从最严格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对集中的强调要多于民主，因此，上下级之间、党员和组织之间、基层和中央之间强调直线式的服从。毛泽东指出：“军队党组织的民主应少于地方党组织的民主。无论在军队或在地方，党内民主都应是为着巩固纪律和增强战斗力，而不是削弱这种纪律和战斗力。”为了实现党对军队、政权、群众运动、文化工作等的全方位领导，党的组织要在各个有条件的部门、单位、地区、行业建立小组、支部、党委，统一负责基层组织建设和党务管理。这些平行单位为着保密和斗争的需要一般不发生横向联系，主要是依据隶属关系发生上下级间的工作联系，一般情况不得越级联系。
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制度为例。由于中国革命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军队在整个执政生态系统中居于中心地位。没有成建制的正规军队击破敌人的围剿，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的成果都保不住。因此，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一要向军队派驻干部，二要在军中壮大党的组织，三要保证各级组织间政令的畅达。经过三湾改编、古田会议，军队中党的组织成为制度化、体系化的构成要素。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党的组织，现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制度既是北伐时期党代表制的延续，又截然不同：首先，连一级必须设立党支部，支部下面有党小组，确保党对基层连队的有效领导；其次，党代表(以后统称政委、教导员、指导员等)由上级机关任命，必须是共产党员，北伐时国民党党员也可做党代表；最后，党代表和同级军事主官职能上有分工，一个负责政治工作，一个负责军事指挥，涉及重要干部任免等大事情或大的战略方针、战役部署共同协商，如果意见有分歧，党代表有最后的决定权。这就从组织原则上固化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大部分时期，军队中党员和共青团员的比例占到约三分之一。瑞金时期，“共产党员中百分之二十七是指挥员，百分之十是政治工作人员，百分之四十是红军战士，百分之二十三是参谋部和后勤机关的工作人员。”[1]P54“在一方面军中，包括指挥员在内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都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因此，即使对毛泽东主张的游击战和运动战持反对态度的李德也不得不承认：“红军无可争议地是处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保证了它的高度的纪律和士气。甚至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极艰苦的环境中，红军也保持了这些特点。”
(二)非线性联系
非线性联系指系统内部各种元素和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多方向的，有多个不同的解；系统的结构可能是网格式的，存在着多重反馈回路和信息链，有复杂的纵向和横向联系；元素和因子间的数理逻辑关系不是直线而是曲线。在局部执政时期，党执政生态系统并非不存在非线性联系，只是比较线性联系不占优势地位。全国胜利后，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环境和险恶的周边环境，以及繁重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任务，只靠革命战争年代的直线思维、垂直管理和命令作风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必须发展系统内部的非线性联系。其根据源于：
1.新中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政权体系内不仅有执政党，还有参政党。参政党在执政生态系统中具有独特的生态位，和执政党形成良好的生态互补。民主党派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功能，为其所代表的那一部分群众和政府之间搭建了沟通的桥梁，扩大了政治参与的范围，拓宽了社会利益表达的渠道，丰富了人民民主的层次和形式，对共产党执政能形成有效配合和互补。
2.新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除汉族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人口有1亿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分布在中国从东北到西北、东南到西南的广大疆域，居住地区面积占全部国土面积的64％。少数民族普遍信仰宗教，包括伊斯兰教、藏传佛教、南传上座部佛教、道教、原始宗教及基督教、天主教，我国1亿多信教群众中大部分是少数民族。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承认了多元文化、多种信仰在中国并存的事实，赋予少数民族平等的政治权利和一定的自治权利是完善执政生态系统多样性的必然选择，也决定了系统中的党组织内必然包括大量的少数民族党员。他们是联系党委、政府和少数民族间的桥梁和纽带，他们既要遵守党的规章制度、服从党的纪律和工作安排，又要在生活习惯、文化习俗上不脱离本民族，这种多方向、多维度、多层次的联系形成了非线性联系。
3.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党的基层组织为轴心，重新组织和整合了中国社会，从而结束了中国社会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散乱状态。其具体形态为：以党的基层组织为核心，以经济生产单位为基础，以计划经济体制为框架，以国家全面主导社会为动力，将社会生产和生活全部组织进各种各样的单位组织或单位体系，从而形成以集政治、经济和社会功能为一体的单位组织为基本构成要素的社会结构体系。[5]P39这样的结构设计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执政体制具有很强的内在契合性，党的组织成为联系各方的神经，存在着多重反馈回路和复杂的信息链，四通八达最后汇集到中央。
四、自组织性的内在原动力
所谓自组织系统，即系统依靠内部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基本动力来推动系统自发地从无序走向有序的演化系统。自组织系统内各种元素和因子不是各自独立无关的复合体，其间存在的联系具有特定的结构，他们相互影响形成了整体性的关系。自组织的优势是，动力来自体系内部，各要素对演化是充分参与的、主动的，演化是在竞争和合作的协同过程中进行并且逐步优化资源配置的，创造性强；自组织的信息空间在演化中是多样性的，信息的多样性不会在演化中被窒息。自组织只要条件具备就能自发有序。自组织最重视的不是起点，而是外部条件和环境。只要有合适的对内部平权输入且输入达到阈值以上的外部条件，体系就会自发地组织起来。自组织系统在动态特征上体现出组织性、可控性、适应性。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天起就是一个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政党，他的组织性既是党章规定的又靠全体党员的自觉遵守，既是义务又是权利。党的中央机关和各级组织具有共同的性质、宗旨、使命，这是他们能根据组织原则发挥自身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内在原动力。
(一)组织性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敌人疯狂追捕和大肆围剿屠杀的政治环境中，即使暂时失去了和中央、上级机关的联系，分散各地的党组织和党员也能根据“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举行起义、创建红军和根据地、建立政权，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革命道路。待各地组织联系恢复，看似杂乱无序的局部执政系统在中央的整合之下能迅速走向有序，形成相互配合、相互支援的子系统。如1930年3月，全国红军已有13个军，62000多人，分布在赣西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左右江、东江、琼崖等地，看似分散孤立、各自为政却有中央的统一领导和相互策应。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具有自组织性的最好证明。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作修改党章的报告时指出：“我们的党，不是许多党员简单的数日字的总和，而是由全体党员按照一定规律组织起来的统一的有机体，而是党的领导者被领导者的结合体，是党的首脑(中央)、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依照一定规律结合起来的统一体。这种规律，就是党内的民主的集中制。”[7]P58换言之，中国共产党的高度组织性来源于党的性质、宗旨、使命，但组织原则、组织纪律是由民主集中制保障的。党组织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体现出的有效性、稳定性、可靠性、适应性源于党的组织体系是一个组织严密、协调性强的多级递阶层次，它能汇聚基层组织的力量、控制基层组织的行为、监督上级组织的运作。陈云同志指出：“革命胜利基本的条件之一，就是要使无产阶级的党成为有组织的统一的部队。只有组织和统一才是我们的武器，才是我们的力量。要保障我们的党能有组织和统一，这就需要有严格的纪律。”[8]P62政治纪律是党的组织性的最好体现，党的集中统一是党的力量所在。没有组织纪律、组织程序作保证，历史上形成的各根据地、野战军、地下党组织的“山头”就会演变成宗派主义，破坏党的团结。
(二)可控性
可控性指系统在输入、转换、处理、输出、反馈、校正的各个环节是有序的，存在完整的信息链，当系统偏离目标时偏差信息能及时反馈进入转换和处理单元进行纠偏和校正，确保系统的演化不偏离既定方向。
一个组织性、纪律性强的系统一定是可控性好的系统，可控性并不代表系统不会犯错误，而是表示系统有很好的控制和纠错能力。中国共产党在探索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多次经历挫折，也多次纠正系统性的错误，如八七会议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古田会议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和确立“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遵义会议纠正王明“左”倾军事路线、总结经验和系统纠正错误的两个“决议”文件等。这表明，中国共产党组织体系的可控性是较好的，原因在于党员忠诚度高、基层组织有战斗力、党中央有凝聚力，因此，系统的程序性、兼容性、适应性、修复性得到了保障。
(三)适应性
改变系统的性质，使系统能在变化着的环境下发挥最佳功能的过程叫适应。中国共产党组织体系的适应性取决于党的学习能力、组织能力、变革能力、创新能力。首先是学习能力。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是一个强调学习的政党。学习这个词在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著作里出现的频率和思想、纪律、作风、群众等几乎不相上下。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绝不只是因为党学会了军事斗争，而是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边区、解放区甚至全国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上从不懂到懂，勤奋学习，勇于探索的结果。其次是变革能力。如果说学习能力强可以为系统的适应性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技术保障，改变内部运行机制的能力即组织能力、变革能力和创新能力则可以为系统的适应性提供组织手段、制度安排和思想基础。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改革、勇于创新的政治组织，总是能随着客观环境的改变和革命形势的发展不断作出改革，让政治系统始终保持良好的适应性。即使我们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犯过错误，经历过严重挫折，但我们及时顺应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潮流，探索出一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这是一条国际共运史上前所未有的战略道路。可以说，善于学习和变革的中国共产党给世界展示了一个全新的执政生态系统，这个系统充满活力、生命力、创造力，具有强大的适应能力，足以应对来自系统内部和外部的任何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