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道路对发展中国家的示范效应
摘要：中国道路以自己的特殊的方式创造“世界历史”的过程，对世界上发展中国家具有积极的示范效应。中国道路开创了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农业大国实现现代化的新的模式，为占世界人口3／4的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历史借鉴。本文从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三个方面具体论述了中国道路的示范效应之所在。
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道路是否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看这一道路能否为广大第三世界的国家摆脱贫困、走上富裕提供借鉴？中国道路以自己的特殊的方式创造“世界历史”的过程，对世界上发展中国家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产生积极的示范效应。中国道路开创了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农业大国实现现代化的新的模式，这一道路的开创不仅决定了中国的命运，而且也丰富了世界发展模式，为占世界人口3／4的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历史借鉴。
在政治上的示范效应
国际学术界有人曾提出中国只有经济改革而无政治改革，从而他们就回避了中国道路的政治内容，仅把中国模式视为一种经济模式。也就是说，在这些学者看来，中国道路的成功只是经济上的成功，广大发展中国家向中国学习只能局限于经济领域。但更多的学者反对这种观点。他们强调，中国如果没有政治上的改革，就很难想象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国如果没有在政治上的改革成功，也就很难理解中国在经济上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他们认为中国模式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既包括经济内容，也不乏政治的内涵，不理解中国模式政治内涵，就无法理解这一模式所包涵经济内容在内的其他要素。与此相应，对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如果撇开中国模式的政治内涵而仅仅在经济上吸取中国模式，那么就无法把中国模式学到手，中国模式就不可能在自己的国家和地区产生真实的示范效应。中国的经济活动是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秩序下展开的，不知道中国的社会政治秩序是什么，怎么能把握这些经济活动呢？诚然，中国的改革在每一阶段都有其重点内容，例如有时以经济改革为重点，有时又以社会改革或文化改革为主攻方向，但政治改革始终是所有这些改革的前提，始终贯穿于所有这些改革之中。
经济发展需要一个最低限度的社会政治秩序。中国这些年最令全世界，特别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羡慕的是有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在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下有效、有序地发展经济。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在发展中国家一直居于领先地位，试想一下，如果中国没有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这些外资会源源不绝地涌入中国吗？中国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是与中国采取渐进的改革路线分不开的，或者说，是由这种渐进的改革路线所带来的。中国人民明白，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超大型的国家里进行激进的政治改革是不现实的，只会带来动乱，甚至导致国家解体。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主导的中国的改革模式，从一开始就定位于一种大规模的经济改革，辅之于渐进的、较小规模的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尽管不停步，但一直在跨小步。中国绝不放弃现行的政治制度，只是对其不合理、不适应的成分进行必要的变革。中国的渐进的政治改革与那种以政治多元化为目的的激进改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它是以维护政治秩序的稳定、确保政治体制的相对集中为前提的。正是这种渐进的政治改革路线确保了中国在不断调整上层建筑使之适应新的生产关系的过程中，保持了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的羡慕，实际上也是对中国实施的渐进的政治改革路线的羡慕。
中国这些年所面临的问题的复杂性与艰巨性是难以想象的，但中国的领导人“举重若轻”，把这些难题都一个个化解掉。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显然与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密切不可分。中国的强势政府也受到了不少发展中国家的赞誉。中国政府具有超强的“决策力”和“执行力”，政府不被各种既得利益绑架，领导人不会没完没了地扯皮。新加坡《联合早报》刊文指出：“如果将中国的政治体制放到全球视野下就会发现，中国真正与众不同的特色是一个政党的有效领导。”谁都希望自己的国家有一个具有权威的“强政府”而不是一个毫无威信的“软政府”，问题在于中国政府的这种权威是如何建立起来？当然权威是与合法性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又来自哪里？这正是许多研究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发展中国家的政要和学者所着重研究和思考的问题。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研究所所长托马斯·海贝勒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体制在经历了“转型”和“巩固”两个阶段以后，目前已进入“适应”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主要来自于“对现代化、增强国力、维护安定、建立社会主义民主等的承诺”。托马斯·海贝勒的这一见解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中国政治的合法性主要不是来自程序的合法性即由既定程序赋予的合法性，中国政府更多关注来自表现的合法性，即由给人民群众提供的实质性福利而获得的合法性。所谓合法性是指人民群众认为领导者对其领导与统治是正当的、应该的。显然在中国，人民群众之所以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正当的、应该的，主要不是因为这一领导集团是根据程序选出来的，而主要是因为这一领导集团确实代表了自己的利益，确实为自己提供了福利。
“程序合法性”与“表现合法性”实际上都很重要，但当两者只能择其一时，中国政府明智而坚决地首先选择了“表现合法性”，即首先通过自己的政绩来赢得民众的支持与信任。与此相应，“制度的纯洁性”与“制度的有效性”尽管两者都是必须具备的，而一旦两者不能两全时，中国政府也首先追求“制度的有效性”。在过去30多年的制度转型和建设过程中，中国政府意识到了制度的重要性，但是，中国政府“没有强调制度的纯洁性，而是强调制度的有效性”。这种政治制度的现实主义态度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建设，特别是政治制度建设，也“具有启发意义”。在中国，不像西方那样把政府视为“必要的恶”，而是把政府视为“必要的善”。而且这些年，中国人不仅把这“善”理解为政府成员“品德”的高尚，更把这“善”与政府成员的办事效率和成功率联系在一起。中国的政府不仅追求“廉政”，也追求“良政”，而“良政”又是与“善治”联系在一起的。正如张维为先生所言：“不是‘专制’比‘民主’更有效率，而是‘良政’比‘劣政’更有效率。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表明：不管什么政治制度，最后一定要落实到‘良政’才行，落实到中国人讲的‘以人为本’、‘励精图治’才行。”在中国首先强调制度的有效性，强调“良政善治”，按照有些学者的分析，这决不是什么权宜之计，而是“创新之道”。“关注制度的有效性是一种制度的创新的取向”，这有可能让中国“发现西方所没有的新的制度”。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进行制度转型和制度建设的过程中，曾经一味地信奉“移植”他国的制度，特别是西方的制度。中国“强调制度有效性”的做法，对于这种“移植制度”的观念“具有颠覆作用”，而正是通过这一“颠覆”，中国“强调制度有效性”的做法在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启发意义越发明显地体现了出来。
民主是当今的时代潮流和发展趋势，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自然也会把民主政治建设作为其重要内容，中国独特的民主政治为世人所瞩目。2007年《印度信息网》载文提出，世界上并不是只有西方民主一种形式，只要坚持民主本质，即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一种有效的民主。与西方民主中强调竞争、参与不同，中国民主强调人民当家作主，这种民主制度适合中国的国情，所以“中国式民主制度正在成为世界民主制度的一种新模式”。美国卫斯理大学哲学系教授史蒂芬·Ｃ·安格尔也对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给予肯定，他指出，许多转型国家“都把代议制民主看作是最终的目标”，而中国与它们不同，中国认为“简单地引入一种竞争性民主反而会导致极其不公正的结果”。当今中国实施的是一种“改革了的民主集中制形式而不是竞争性的多党民主制”，这种民主形式“能够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利”。他说：“至少在目前，一种改革了的民主集中制可能是中国人民应该为之奋斗的目标。”法国学者托尼·安德烈阿尼指出，“期待中国照搬西方民主是愚不可及的，因为西方民主已江河日下，病入膏肓”，中国正在创立社会主义民主，尽管面临巨大的挑战。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的成功之处在于没有走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的道路，也就是说，中国没有引进西方国家竭力推荐的那种竞争式民主，而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协商式民主、“审议式”民主模式。中国的国情就是缺少民主传统，中国历来崇尚人治和臣民政治，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和”、“合”、“中”等，所有这些都决定了只有协商式民主、“审议”式民主，才有利于降低民主的政治成本，有助于真正激发参与者的合作互动和意见表达。实践证明，在中国，只有这种协调式民主、“审议”民主才能确保在增强政治合法性、提升公共治理水平的同时，避免社会冲突与社会动荡。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约翰·桑顿指出，中国人也认识到选举的作用，但他们坚称“审议”式的政治比多党公开竞争权力更适合中国。他表示中国人的这种观念是可以理解的，中国人确实不喜欢像西方那样给太多的言论、新闻或集会自由，而赞成有条不紊地扩大人们的这些自由，更注意社会的和谐。在中国人看来，实施“审议”式民主，即让公民和团体在决策过程中发表自己的观点，真正达到了民主政治的目的。确实，中国式的民主制度正在成为世界民主制度的一种新模式。纵观当今世界，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关键不在于要不要民主，而在于如何追求适合自己的民主形式，并非所有的民主化经验都是积极的。正是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急切追求民主的新模式的关键时刻，出现了中国式的民主制度，它和当今中国政治的其他要素一起，对整个世界，特别是对广大第三世界的国家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示范效应。
在经济上的示范效应
无疑，这些年中国道路在世界上，特别是给第三世界产生最震动的还是经济上的成就。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按ＧＤＰ计算，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主流经济学家做出预测，少则10年，多则2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学者安格斯·麦迪森用购买力平均法对世界经济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跨长度的比较研究，得出结论：实际上早在1992年中国经济规模已超过了日本；到2009年又超过了西欧12个老牌发达国家的总和（英国、瑞士、瑞典、挪威、芬兰、意大利、德国、法国、荷兰、丹麦、比利时、奥地利）；到2015年将超过美国；到2030年，将是美国的1.13倍。张维为先生用大量的事实证明，中国在经济上正“迈向第一”。中国已崛起，中国出现了经济奇迹，国内却有人对此心存疑虑，感到大惑不解。他这样说道：“中国人谋长远，沉得住气，谦虚谨慎，但不管你说还是不说，喜欢还是不喜欢，中国的崛起还是给这个世界带来了震撼。”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给世界带来的影响确实是巨大的。中国向世界各地提供价格低廉、档次丰富的商品；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市场，是世界各国商品的需求者和跨国公司的投资地；中国经济体量之大，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等等。但中国经济成就给全世界，特别是给第三世界国家产生最大的影响力还主要在于树立了榜样，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摆脱贫困、走向富裕提供了示范。由于中国的崛起，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深切地认识到“后发现代化国家”实现现代化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广大第三世界的国家从中国创造经济奇迹的过程中，领悟到了许多可供借鉴的经验。
“发展的共识”是中国创造经济奇迹的前提。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总设计邓小平的率领下，毅然决然地把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这是30多年来中国社会最具决定意义的转折。中国自认为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新时期的主要标志就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都围绕着发展经济这一目标运转。中国政府所一直坚持的新时期“基本路线”的最重要内容就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中国政府让“发展是硬道理”这一理念深入人心。中国让“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认识迅速地升华为“发展的共识”。纵观这30多年来中国各任主要领导人的所有讲话，中国召开的所有重要的会议，都把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第一要务重申。每当中国社会面临新情况、新问题之时，中国政府总会告诉人民，解决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的唯一正确的途径就是坚持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在发展中来化解矛盾。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十分重视社会的稳定。“稳定压倒一切”是邓小平留给中国人民的政治遗训。中国历届政府和人民牢记邓小平所说的：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那么如何实现稳定呢？中国政府的做法是妥善处理稳定、改革和发展三者的关系。中国政府把大力发展经济、让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视为实现稳定的关键。中国社会的稳定是建立在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基础之上的。与中国相对照，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发展迟缓，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能形成“发展的共识”，有时即使有着发展的愿望，但由于这种发展愿望并没有与时代变化的科学判断结合在一起，从而无法使之不断地排除干扰而得以持久发展。
当中国形成了“发展的共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经济上以后，马上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究竟如何发展经济？中国政府的主要做法是打开国门，学习世界上一切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先进的东西，使本国经济的发展与整个世界的经济融合在一起。从闭关自守转为对外开放，是中国继工作重心转移为发展经济的另一个重大战略转折，也是这些年中国在经济上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个成功之道。一些发展中国家效法中国，主要也就是效法中国坚持对外开放。邓小平认为，中国近代落伍的主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于是一改冷战时期的封闭、半封闭状态，主动融入国际市场，参加国际竞争，在国际竞争中来改进自己、发展自己。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先是沿海开放，后来是沿江开放，然后是整个内地的开放。经过不到30年的时间，中国已经形成了东西南北中全方位的开放的格局。中国不断扩大开放的地域过程，是中国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国开放程度的扩大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程度是成正比的。中国30多年的发展历史真切地告诉人们：只有主动地融入经济全球化才可能实现发展。经济开放和加入国际分工体系，意味着一个国家可以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并借助于国际市场来实现生产的规模经济。中国的经验证明，对于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对外开放显得尤为重要。原因在于，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只有通过国际贸易来获取更高收入，并逐步进行资本积累，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将自己的比较优势逐步调整，在国际分工体系中逐步上升到技术水平更高的位置。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对外开放“既体现为商品市场上的国际贸易的增加，又体现为资本市场上对于国际资本的吸纳”。显然，对外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中国对外开放的成功为发展中国家谋发展提供了借鉴。
问题在于，如果把以中国为榜样实施对外开放，简单地理解为只是把国门打开了事，那就错了。事实上，在中国实施对外开放的同时，世界上一些国家也打开了国门，但中国成功了，而其他国家却失败了。中国的成功严格地说是自主和可控的对外开放的成功。中国在实施对外开放的战略之初，就确定这种对外开放是“有选择地”适应外部世界，“有选择地学习”别人的经验，中国的对外开放绝不盲从，而是“以我为主”。也就是说，紧紧地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当年邓小平对卡达尔讲的三点意见，实际上也就是阐述了中国对外开放的三大原则：不照搬西方，不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放弃自己的优势。正是这三大原则使中国在开放的过程中既学习和借鉴了别人的长处，同时又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当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扑面而来时，中国非但没有被深深地卷入这一危机之中，而且还率先走出了危机的阴影，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所实施的这种自主和可控的对外开放战略。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领悟到向中国学习对外开放，主要是学习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如何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当中国实现了从闭关自守转变为对外开放以后，确实紧接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向国外，特别是向西方首先学习什么？中国要引进国外，特别是西方先进的东西首先引进什么？中国政府审时度势及时地明确向西方首先学习的是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邓小平强调资本主义可以利用市场，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市场。这就把原先认定是专属于资本主义的市场中立化了。这为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于是，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转换。这是继中国实现从闭关自守向对外开放转变以后，又一次影响深远的社会大转变。实践证明，这次大转变即中国实现了既定的市场化目标，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因为它成功地解决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与激励的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把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主要归结于引进市场经济体制是有道理的。可以说，正是市场经济体制“仿佛用法术”一样把中国的生产力一下子提高到一个空前的水平。
但是，正如不能简单地把中国的成功归结为打开国门一样，也不能简单地把中国的成功归结为引进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当然，正如向中国学习对外开放不能只是把国门打开，向中国学习实施市场经济也不能只是把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搬过来。这样学习是学不到中国的“真经”的。国外的一些有识之士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实施市场经济的经验是具有强烈“中国特色”的，向中国学习实施市场经济的关键在于把握这一“中国特色”。西方左翼学者奈特·温斯特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在资本主义世界危机中做到“独善其身”，是源于国家更为直接和有效的调控。“而中国之所以能够运用这种直接的调控，是因为中国的国有经济和计划调节并没有完全被私有制和市场化所取代，而是仍旧能够平衡和调控”。这些学者用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方式表述了中国实施市场经济的特点。正如这些学者所指出的，中国政府在强调市场功能的同时没有走向市场万能主义，崇拜市场的新自由主义，即市场原教旨主义在中国有一定影响但始终没有占主导地位。中国把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结合在一起，中国正确地称自己的市场经济体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把市场与计划结合在一起，始终坚持政府对市场的宏观调控。正是这些特点确保了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既避免了“政府失灵”又避免了“市场失灵”。确实如一些国外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第三世界国家能否真正把中国实施市场经济的经验学到手，完全取决于是否能理解和运用中国在实施市场经济过程中所形成的这些特点。
当中国在实施市场化的同时，另一项与之相配套的改变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这就是民营化，发展民营经济。民营经济与对外开放、市场机制一起，构成了使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三个要素。但是，如果一心向中国学习的第三世界国家把中国发展民营经济简单地理解为使原有的国营经济私有化，那就是“学歪”了，必然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中国政府切身感受到原先的那种国有经济部门过于庞大导致了经济效率和效益低下，从而必须对原先的国有经济实施改革，但中国政府并没有把国有经济“一棍子打死”，并没有进行以私有化为核心的狂风暴雨式的经济改革，而只是改变国有经济原先的僵化的模式，使之不断地适应新的环境。公有制在中国仍然占主导地位，并在宪法和法律方面得到保护。中国在坚持公有制为主导的前提下，引入和鼓励其他多种形式的所有制形式，包括民营、合资、外资等。现在国际上许多人都羡慕中国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化进程，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房地产市场，中国实现了高于发达国家的住房自有率，中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高速铁路网和世界上第二高速公路网，这些都是与中国政府在土地所有权问题上所实施的正确政策密切相关。目前中国已形成了混合型或者复合型所有制结构，在这种所有制经济结构中，公有制占主导地位，而其他的所有制形式同时存在并不断地获得发展。这种所有制结构在应付金融危机中经受住了考验并显示出了优势。这种所有制结构中国不会轻易改变。随着中国的这种所有制结构的日趋成熟，它对发展中国家所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强烈。
在思想文化上的示范效应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国外人士，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政要与学者，透过政治与经济的层面，主要从思想文化的层面来探究中国高速发展的秘密，与之相应，也企图着重从深层次思想文化的层面来把握和学习中国的经验。中国道路在政治和经济上产生示范效应的同时，在思想文化上的影响力也日益突出。当年乔舒亚·库珀·拉莫在那篇题为《北京共识》的著名文章中，也主要是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归纳“中国模式”的特点的。他把“中国模式”定义为“艰苦、主动地创新和试验；坚决捍卫国家疆土和利益；深思熟虑，不断积聚能量以作手段”。确实，“中国模式”首先是思想文化模式。中国这些年在政治、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都是建立在思想文化基础之上的。没有思想文化、思维方式的“转轨”，就没有政治、经济上的根本变革。西方的现代化运动是以思想启蒙为先导的，与当今中国的现代化运动相伴随的也是思想文化的变革。这30多年来，如果中国不通过真理标准的讨论，重新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如果中国不深刻反思“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明确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中国不重新研讨国际形势，认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能够有中国的今天吗？在今天的中国，流行着一整套的独特的话语，这些话语显然并不是“西方话语”，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中国不以西方话语为马首是瞻，而是创造了自己的话语。在这些中国特色的话语背后就是当今中国独特的思想文化，这些话语仅仅是中国独特的思想文化的语言表现。中国独特的话语和支撑这些话语的中国独特的思想文化，同样是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在思想文化方面的成功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正确地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从而在思想文化方面的示范效应也首先体现在如何正确地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无疑，中国的崛起本质上是一种从前现代向现代、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国的崛起属于整个人类的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部分。人类的现代化进程起源于西方，一些学者把向现代社会变革的过程视为西方化和欧洲化的过程，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我们把中国的现代化定位于“后发”、“外生”的现代化，就是要说明中国的现代化是在西方现代化的影响下启动的，又是以西方的现代化作为路标的。既然如此，中国就必然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实施现代化是不是意味着完全割断与中国传统之间的联系，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旨在进入现代文明社会的当代中国人来说是不是完全成了一种负担和包袱？中国政府的回答是，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和超深厚的文化积淀并不是前进在中国现代化大道上的负担和包袱，而是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我们成功地把中国的传统与现代化衔接在一起，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转化为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想动力和精神因素。世界历史上曾出现过20多种文明，但几乎全部中断了，与所有这些文明不同，中国是唯一保持其历史文明连续性的国家。作为其象征的语言文字和文化传统五千年未曾中断。中国政府认为中国文化的这种连续性、独特性表明自己的文化具有创造力，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表明优秀的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这是中国最宝贵的得天独厚的历史遗产，这也正是渴求实现现代化的当今中国所急需的。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一基本估计，我们致力于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因素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了转化，获得了新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成了鼓舞当今中国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而中国道路在文明传承上也紧紧地依托着往日的传统。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国传统文化也进入了空前的复兴时代。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久加诺夫曾经用这样一个公式来总结“中国模式”：中国的成功＝社会主义＋中国民族传统＋国家调控的市场＋现代化技术和管理。在久加诺夫所总结的这一公式中，对民族传统的继承在“中国模式”中居有突出的地位。张维为通过对中国崛起的研究，得出结论：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的复兴，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他甚至这样说：“中国今天的执政党也是以复兴中华为己任的‘天命’执政集团”，“中国执政党继承的还是中国古代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儒家政治传统”。当然，中国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并不是采取简单的继承，如果是这样一种态度，那么传统文化不可能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发挥如此大的积极作用。中国政府对中国传统文化制订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正确方针，努力对中国传统文化实施“现当代的转型”。在这里还必须提及的是，中国政府强调对传统的继承还包括了对中国的执政党自己传统的继承，中国领导人最近提出不能把实施改革开放的前后30年相互否定，既不能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执政党所执政的30年的历史来否定实施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的执政历史，也不能用实施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的执政历史来否定实施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的执政历史，这是意味深长的。世界上有些国家一旦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就把这一国家刚刚过去的那一时期否定得干干净净，似乎不彻底否定掉前面的历史就无法说明当今的正确，就无法开创新的历史，中国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西方一些学者，特别是一些左翼学者把中国执政党对自己的传统的继承，不割裂自身的历史视为中国这些年在稳定中得以大步迈进的一个根源和动力。世界体系学派的代表人物阿明这样说道：“过去几十年的中国的成就——经济均衡增长、大规模城市化和超强的技术吸收能力被描述为奇迹，如果没有革命所打下的必要的基础，奇迹是不可能出现的。”世界体系学派的另一些代表人物阿瑞吉也从各个角度论述了改革与革命遗产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这些学者看来，正因为中国的执政党不但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而且把这一认识贯彻到了自己的行动之中，所以才使当今的中国出现了这样一种喜人的局面。中国的执政党不但在如何继承已积淀很久的历史传统方面，而且在如何对待刚过去的传统上，都树立了榜样。
一个国家要迅速发展，除了要正确面对自己的传统的思想文化以外，还须妥善处置外来的思想文化。而中国在妥善处置外来的思想文化方面也值得第三世界国家效法。中国实施对外开放，外面的东西必然要涌进来，当然，进入中国的不仅有国外的资本和技术，还有西方的思想文化。面对这些外来的思想文化，中国政府没有简单地加以封、堵，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对待它们。中国人民很快地表现出巨大的学习和吸收能力，显示出自己开放的胸襟和恢弘的气魄。可以说，中国这30多年迅速崛起的过程，是积极地学习和吸收国外，特别是西方的思想文化的过程，没有西方的思想文化的“启蒙”，就不可能有中国的今天。中国确实是在不断地吸收和借鉴外来的思想文化的过程中发展和完善自己的，成为中国现代化有利的发展资源，中国道路从而更好地体现出了时代精神和世界文明发展源流。邓小平这样说道：“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在这里所说的“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当然涵盖了西方社会在思想文化方面的成果。
应当说，中国这些年在对待西方思想文化方面的成功仅仅归结为抱着一种虚心学习的态度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的可贵之处在于在学习别人的过程中并没有失去自我。现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聚焦于分析为什么有些国家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完全丧失自我而中国偏偏没有失去自我。著名哲学家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中曾经这样说道：“我相信，假如中国人对于西方文明能够自由地吸收其优点，而扬弃其缺点的话，一定能产生一种糅合中西文明之长的辉煌业绩。”罗素当年所预见的中国在当今实现了。关键在于，对待西方思想文化中国做到了既“吸收其优点”，又“扬弃其缺点”。中国政府清醒地知道，西方思想文化并不都是精华，而是充满了糟粕，因此在主动学习前者的同时，必须坚定地拒绝后者。中国领导人在强调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优秀的西方思想文化的同时，一再告诫要反对有的大国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的幌子，干涉别国内政。中国政府引导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界用自己的眼光来判断西方思想文化，绝不全盘接受西方的思想文化。中国政府经常用一些国家由于盲目引进西方思想文化而导致了严重的社会政治后果，来警示自己。在中国确实可以欣喜地看到，对西方思想文化中优秀的东西从善如流、兼收并蓄，而对西方思想文化中腐朽的成分则毫不含糊地加以批判和抵制。这样一种局面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来说确实是具有吸引力的。
结 语
中国道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示范效应，广大发展中国家以中国道路作为学习的榜样，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历史进程的一个客观结果。“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的示范效应是在“华盛顿共识”、“华盛顿模式”的影响力日益衰退的情况下产生的。中国模式的兴起与华盛顿模式的式微是同步的，两者正好构成了一个“此长彼消”的反比关系。正如华盛顿模式的影响力的衰退是不可抗拒一样，中国模式的影响力的扩大尽管是在不经意中发生的，但也具有客观必然性。
20世纪人类进行了两项伟大的社会实验：其一是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席卷全球的社会主义实验；其二是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转轨实验。第二项社会实验是在第一项社会实验遭受重大挫折，亦即在苏联的社会主义被普遍唾弃的前提下出现的。当时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模式已失去了吸引力，急于转型的苏联和东欧国家以及急于发展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都把目光投向了“华盛顿共识”。所谓“华盛顿共识”是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家为转轨国家制定的改革政策，“华盛顿模式”实际上就是一条新自由主义的道路，以民主政府加市场经济为主要内容。苏联和东欧国家所采取的“休克疗法”就是按照“华盛顿共识”设计出来的。这些国家把经济转型与政治体制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强调转型的核心是宪政制度的大规模的改变，经济转轨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在具体实施改革时，奉行价格贸易自由化、宏观稳定化、产权私有化所谓“三位一体”同时推进的策略。其结果就是造成了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大倒退。而始于20世纪的拉美国家的声势浩大的经济改革运动，实际上也就是在“华盛顿共识”的推动下的新自由主义运动。卷入这场改革运动的一些拉美国家按照自由主义的教科书大刀阔斧地开放市场，并把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都进行了彻底的私有化，如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把整个国家都卖光了”。于是这些国家失去了对经济命脉和整个社会应有的管理和控制，最终爆发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危机。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激进改革和“休克疗法”带来的社会经济大倒退、拉丁美洲国家成为世界经济的“重灾区”以及亚洲金融危机，是“华盛顿共识”的三大失败。与这三大失败相伴随的是“华盛顿模式”的影响力的一路下滑。鉴于“华盛顿共识”在第三世界的失败，国际上一些专家学者开始反思拉丁美洲国家、俄罗斯和东欧等国家按照“华盛顿共识”所进行的转型，于是又形成了所谓“超越华盛顿共识”和“后华盛顿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和“后华盛顿共识”的提出，确实证明了“华盛顿共识”已成了明日黄花，威信扫地。
而正当一些国家按照“华盛顿共识”实施激进改革之时，中国却没有完全跟在“华盛顿共识”后面亦步亦趋，中国也在进行改革，但中国的改革是“渐进的改革”，中国正是通过这种“渐进的改革”开辟了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人民对道路的选择没有采取非此即彼的态度，也就是说，中国在告别了苏联模式之后，就去选择“华盛顿模式”，而是努力开创自己的发展模式。中国人民在没有完全接受西方发展模式的前提下，通过对西方经验自主地、创造性地消化和吸收，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著名左翼学者德里克认为，正是在开创自己的道路的过程中，中国有了一种形成“华盛顿模式”的“替代模式”。他这样说道，中国道路是在“地方性”条件下寻求另一种现代性和未来的方案，这一道路“一再被援引来建立一种可供选择的现代性主张”。“它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要绕过过去，通向可以选择的未来”，“其使命是声援那些被资本主义现代性所压迫或抛弃的人民，并且为未来指明不同的可能性”。
实践证明，一种发展模式的成功不仅能够推动本国经济社会的持续、高速的发展，而且又能产生“溢出效应”，即能为他国的发展提供示范。正是在这种“溢出效应”、示范作用日益明显的态势下，“北京共识”、“中国道路”的说法就不胫而走。对于广大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道路的意义就在于这一道路究竟能否成为既有别于苏联模式又相异于“华盛顿模式”的一种“替代模式”。在苏联模式被唾弃以后，很多采用“华盛顿模式”的发展中国家没有因此而得到社会经济的发展，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道路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有比较才有鉴别，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切身感受到，中国模式更加平稳，更少阵痛，更多和谐。有人把中国道路对第三世界的示范效应视为中国的一种“软实力”是正确的。既然是一种“软实力”就成了全世界所共享的公共财产，它的吸引力就是不可抗拒的，也就是说，其示范效应是不随国家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的。
“北京共识”、“中国道路”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示范作用，关键在于，这种共识和这条道路所代表的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如何逐渐摸索出来了适合自己的东西。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相同的国际环境和相似的国内问题，具有许多共同点。尽管中国人民把自己的道路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强调这一道路的中国特征，但实际上这一道路对整个世界，特别是对那些具有类似国情的第三世界的国家，无疑会提供一定的启发。不能把“中国特色”单纯理解为“中国独有”，我们确实有一些东西是自己独有的，但大量的东西还是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相同的，只是带着某些中国的特点而已。中国道路在自己的特殊性中无疑隐含着普遍性，这些普遍性既是从整个世界层面所说的普遍性，更是就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层面而言的。中国道路对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产生示范效应，绝不是偶然的，原因就是中国与这些国家一样都属“第三世界”，一样都处在“发展中”。“中国模式”与“华盛顿模式”相比，从这两种模式基于的国情而言，显然前者更值得第三世界国家效仿，后者移植到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往往会出现“水土不服”，而前者则“顺风顺水”。
可以说，广大发展中国家以中国道路作为自己的榜样，是在一番痛苦的经历后所做出的选择。想当初，许多第三世界的国家由于受一些西方政要对中国不友善的言论以及右翼思想家研究中国所得出的一系列错误结论的影响，对中国产生戒备。它们有的担心中国在输出商品和劳务的同时，是不是也会输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有的担心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会导致对其资源的掠夺。虽然不能说这种戒备现在已完全消除，但显然已大大削弱，从总体上看，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对中国已从“戒备”转变为“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