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西方政党政治困境
摘要：在网络时代，以多向、即时、互动为特征的网络沟通对西方政党政治产生巨大影响，国家与社会通过网络进行的沟通和互动迅捷而高效，政党的中介功能明显弱化。不仅如此，网络沟通和传播优势降低了政党运行和组建的成本，这一方面迫使传统政党进行组织转型；另一方面促成单一问题党大量涌现，强烈冲击着西方政党政治运行秩序。
政党是民主政治发展到代议制阶段的产物，在西方，通过组织并赢得投票选举来行使代议职能是政党主要的活动方式，然而，“借助媒体和领导人与电视观众即时联系的方式实现的政治问题的个人化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了政治的直接投票化倾向，并且减少了政党组织的重要性。随着公共劝说蜕变为市场研究，从外部主导的社会关系逐渐超过了党内成员的内部沟通。”网络媒体的快速发展更加重了西方政党内外交困的情况，特别是网络媒体传播系统的个人化，又十分契合西方后工业社会民众诉求表达的特点。据美国学者预测，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将为满足人们的需求提供更多可能性。 这无疑将加剧西方政党代议和中介功能被分蚀的困境。
面对网络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挑战，西方政党也积极利用网络改造自身组织和运行方式，但成效却参差不齐。“网络组织可以提供一种官僚制永远无法提供的东西——横向联系。” 而西方传统的大党、老党则受制于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难以适应网络时代信息横向扁平化传播的要求，大都存在转型问题。新兴政党虽然在利用网络技术方面成绩斐然，但网络是一柄双刃剑，在国家和社会的中介沟通等领域，这些政党也同样面临着日渐独立的网络媒体的挑战。由此可见，网络时代西方各类政党均受到了挑战，致使西方政党政治面临诸多困境，具体而言主要有：
一、传统政党引领社会发展能力降低，单一问题党兴起
在网络时代，网络沟通的自由度与其所提供的广阔空间有利于政党竞争的均等化。因为网络时代的信息传播不再需要庞大的科层组织，大党对诸如海盗党这样的单一问题党没有传播优势，相反，单一问题党新颖的议题在网络速食化环境中更容易引起受众的围观、共鸣并得到响应。这些单一问题党不仅挤压了西方传统政党的议题创造空间，还蚕食了其部分社会基础，如德国海盗党在2012年的州议会选举中，不仅部分地瓜分了各主要政党基础选民的选票，还有效动员了以往不参选的选民为本党投票，这引起了传统政党的担忧。
众多单一问题党的出现还是造成西方“大党不强、小党不弱”政党格局的重要原因。当今，澳大利亚、英国、荷兰、比利时等一大批国家出现“悬浮议会”，不得不实行多党联合执政。芬兰、比利时、丹麦等部分国家还出现左右共治的局面，“彩虹政府”频出。执政联盟成员在公共支出、公共债务、环保等诸多领域政策分歧难以消除，导致各方往往只能达成最低限度的共识，极大地弱化了多党联合政府的施政能力。
西方传统政党引领社会发展能力降低，固然与经年重复的选举而造成的议题创新思想供给不足，以及单一问题党的冲击有关，但更与传统政党不适应网络时代的创新节奏和信息传播方式直接相关。这种不适应暗含着一种结构性矛盾：即因年龄差而产生的代沟之隔，权且称之为龄差矛盾。在政党政治领域释言之：西方传统的政党精英需要长时间地积累能力、经验和资历才能进入政党的政策制定和决策层，这种成长模式使政党领导层年龄的下底边界普遍在中年以上，而网络时代谙熟网络的活跃者或意见领袖多为学习能力强、接受新事物快且富有创造力的年轻人。在这种情况下，年长的政党领导成员与谙熟网络的年轻人会在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方面存在诸多差异，这些差异在迅速发展的网络技术的推动下，日渐凸显并不断扩大。而当年长的政党政府领导层强力维持或推行自认为恰当的治理之策时，常会遭致年轻人的强烈反对，这即是龄差矛盾的集中体现。在瑞典，900万人口中约有100 万网络文件共享者，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人。但瑞典各政党对此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2005 年7 月在议会中通过了一部新版权保护法，规定不支付版税就不能在互联网上共享受版权保护的资料信息，并且要对免费下载电影、音乐、游戏和应用软件等行为进行处罚。新法立即招致主张网络自由的年轻人的集体反对，他们不久便组织起了主张废除专利、保护隐私和网络下载自由的海盗党。2009 年4月，瑞典温和党政府采取法律手段制裁侵犯知识产权的海盗党成员，却遭致强烈反弹，并刺激了海盗党更大的发展。
在网络时代迅速变化的社会面前，西方传统政党虽然也在不断地调整因应，但总是在跟随适应，有时甚至去遏制网络的新变化，在引领网络时代社会发展方面建树不多，并因此也给单一问题党留下了议题创造和活动的空间。
二、传统政党的认同危机加深，新兴政党政治经验不足
政党认同是指党员、民众对政党、政党体制和政党政治所形成的一种稳定的心理倾向和价值判断。政党认同危机即是这种心理倾向和价值判断变的不稳定或向一个反方向的稳定状态演化，主要表现为党员、民众对政党、政党体制和政党政治的情感和评价都在变坏。西方传统政党所遭遇的认同危机早在网络时代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只不过在网络技术发展的影响下进一步加深了。
网络时代，政党或候选人借助网络媒体与民众直接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自上而下的单向信息沟通模式，削弱了政党中层、基层和外围组织及其成员的信息中介作用，这部分人逐渐被边缘化，从而造成党员对政党，政党中层、基层和外围组织对中央组织、候选人甚至领袖的认同危机，突出地表现为党员数量在减少。2012年2月，欧洲学者通过对近30年来欧洲各民主国家政党组织演变情况的汇总分析发现，欧洲各国政党无论是党员绝对数量，还是大选中党员占总选民比例，都已降至历史最低点。 究其原因，当然不能完全归结为网络发展的冲击，但网络的影响却不容忽视。当前西方国家的“人力密集型”竞选已被“资金密集型”竞选所取代，传统政党也逐渐演变成为以选举为导向的选举机器。政党或候选人通过网络筹集经费、宣传政策主张、与选民互动已经成为常态。对政党或候选人来说，党员无论在宣传沟通还是在提供经费方面都已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相应地，对党员数量的关注度也就大大降低了。
伴随着党员数量减少的另一个问题是，民众对政党的认同感也在降低。有学者统计，在几乎所有的先进工业化民主国家中（19个国家中有17个拥有连续的数据证明），认同政党的人口比例在过去25 年里有所下降。同样，对政党忠诚的人口比例也在下降。在欧洲，民众对欧洲政党政治的参与热情降至历史最低。近一年多来，在欧洲爆发的“占领伦敦运动”、“愤怒者运动”和“占领欧洲央行运动”等反映草根社会诉求的社会运动都游离于政党政治之外。
在网络时代，网络的普及使网络围观所产生的舆论效应迅速放大，并能够对现实世界产生强大的倒逼能量。西方传统政党的竞选资金问题、候选人的竞选承诺兑现问题乃至个人生活作风问题都是网民关注的重点，在这种环境中，“或多或少存在腐败的政党体制和竞选资金、一系列明目张胆的丑闻以及公众对更负责政府期盼的落空（这些又被充满怀疑论的媒体放大）使公众对民主政治和政府产生幻灭感，并不断增长,政党可能是各种批评的避雷针”。 政党或候选人产生的任何问题都可能被网络“放大镜”聚焦并引起围观，进而影响民众对政党的认知、情感和评价。所以，西方传统政党的认同危机在网络时代进一步加深了。
与陷入认同危机中的传统政党不同，产生于网络时代的海盗党谙熟网络技术，热衷于网络问政，党员和支持者对海盗党都有较高的认同度。海盗党在网络上建党并根据网络的传播特点建构了一套扁平化的工作沟通机制，如2010 年，德国海盗党开发了“流反馈”平台软件，党员可以通过“流反馈”平台直接将提案发送给党的领导层，并得以在党内会议上进入表决程序，而不需像传统政党那样，提案要逐一通过各级组织提交。另外，海盗党收集民众意见和建议、制订政策、确定政治立场、筹集活动经费等活动都在网上进行，相关信息公开透明，再加上海盗党党员普遍都是年轻人，不存在传统政党治党理政过程中的“龄差矛盾”，这给西方政党政治带来一股清新之气。
然而，虽然海盗党相对于传统政党有诸多优势，但它的劣势也显而易见。作为新生政党，海盗党最大的问题就是政治经验不足。此外，议题主张狭窄、组织机构松散、运行机制不健全也会限制其长远的发展。所以，西方政党政治解困仍需要时间，或寻找新的突破口。
三、传统政党的功能受到严重分蚀，新兴政党功能不健全
政党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介，在议题竞争和政治动员过程中，发挥利益表达、精英录用、政治教育等功能，然而，这些功能并非全都专属于政党。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电视媒体的普及和社会运动的发展，西方传统政党的功能被大众媒体、利益集团、社会组织和社会运动分流的越来越多，致使传统政党不断退守功能边界。
在网络时代，西方传统政党的功能面临的分蚀压力更大。这是因为，首先，利益集团、社会组织和社会运动能够规避大规模动员能力不强的劣势，后发优势利用网络进行政治动员，直接与民众建立互动并表达民众的利益诉求，部分地替代了原本属于政党的代表功能。其次，民众利用网络进一步拓宽了政治参与的渠道。民众可以利用网络直接与政策制订者展开互动，传递诉求。在此情况下，民众获得一种明显的直接行动能力，似乎不必再依赖政治中介。 作为中介的政党在这种“网络直接民主”或“电子民主”的潮流中被边缘化甚至被弃之不用了，陷入“政党对社会的代表危机”之中。而作为政党的“竞争者”——网络则成为一种沟通国家和社会的新桥梁，且比政党更直接、更迅速。再次，政党或候选人利用甚至依靠网络媒体竞取权力，使政党组织的筹款功能和组织选举功能日渐式微。在网络时代，政党领袖或候选人非常倾向于利用网络媒体进行宣传、政治动员和筹款。以筹款为例，2003年，美国民主党候选人霍华德·迪恩因网络筹款而闻名之后，利用网络这一新兴方式筹款风靡起来。此后，2005年丹麦大选的政党候选人和英国工党都曾利用互联网筹集经费。在2008年的美国大选中，互联网更是被誉为奥巴马的“自动提款机”，奥巴马的竞选资金中大约87%是通过网络募得的。
综上不难发现，在传统政党的功能被分蚀的过程中，有两个因素作用最明显：一是“竞争者”借助网络媒体部分取代了政党的功能。二是在网络时代，政府和民众的自主性显著增强使政党的政治中介功能大受削弱。由此，加速了民众与政党之间的再结盟和解盟进程，并造成三重疏远：第一重疏远是政党领袖或候选人更加依靠选举专家和媒体而疏远政党组织；第二重疏远是政党在资源取向上越来越依赖国家或利益集团而疏远普通党员，并形成政党间的卡特尔，国家与政党间的卡特尔，政党、国家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卡特尔，这些卡特尔使政党不再依靠传统的社会基础和组织机构，而且越来越精英化；第三重疏远是民众疏远政党，对政党的认同感和忠诚度都在下降，而更倾向于借助大众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社会组织和社会运动来表达相关诉求。
海盗党作为网络时代兴起的一种新生政党，从一开始就依托网络发挥功能。相较于传统政党、利益集团、社会组织和社会运动，海盗党更能够娴熟地利用网络沟通互动、提出议题、组织动员。特别是海盗党依托网络所践行的“流动的民主”，为年轻人参与讨论政治话题提供了平台，消弭了传统政治森严的等级，使海盗党明显优于传统政党，所以，海盗党的功能没有像传统政党那样被严重分蚀。
任何事情都有正反面，海盗党也因过于倚重网络而不具备传统政党那样完备的组织机构，存在功能不健全的问题。海盗党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一切党务工作都在网上开展，党员因兴趣而聚合，纪律松散，内部纷争频仍，党员大会总是乱哄哄的。党魁仅仅是意见领袖，普通党员可以随意挑战党魁，党魁会因某项议题得到认同而短时间内获得很多支持，影响力也会因议题得不到认同而迅速消失。总之，海盗党的组织运行处于高度不稳定状态，这必然会影响其政党功能的发挥。
此外，海盗党过于强调网络自由，与传统政党做法相反，它努力将网络虚拟世界的自由规则反向移植到现实世界中，如德国海盗党要求政府提供免费公共交通、上网服务和无条件基本保险，废除知识产权制度。且不论废除专利、抵制版权保护能否被广泛地接受，海盗党甚至还建议软性毒品合法化，反对严格的机场安检，显然，这些主张几乎无法在现实世界中推行，这也反映了海盗党在议题创新方面还存在诸多不成熟之处，它因此还一度被称为“玩笑政党”。在这方面，海盗党或需要借鉴绿党的成功经验，继续完善政党的组织和功能，客观理性地拓宽议题范围，这样才有可能真正成为“网络时代的绿党”。
四、传统政党的腐败久治不愈，新兴政党或受影响
在西方，腐败与政党如影随形，几乎是政党与生俱来的顽疾。政党腐败虽然花样繁多，但政党经费始终是政党腐败的高发区。德国前总理科尔在执政期间曾为两德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在2001 年1 月，却因秘密政治献金案被迫辞去基民盟荣誉主席的职务，还被处以30 万马克（约合14.2 万美元） 的罚金。在英国，2006年3月，媒体曝光4名获布莱尔首相提名的上议院议员曾于大选前夕贷款给工党作选举经费，总额高达1400万英镑，布莱尔随即陷入卖官鬻爵丑闻之中。2010年7月，法国媒体披露在2007年总统竞选期间，萨科齐曾收受法国女首富、欧莱雅公司继承人利利亚娜·贝当古15 万欧元的政治献金，这使萨科齐陷入政治献金丑闻之中。在西方政党政治生活中，类似的腐败举不枚举。针对政党腐败，西方各国分别在专门性和相关性法律中设立了严格的规范政党经费收支行为的条款，然而，政党腐败仍屡禁不止。
西方传统政党在经费问题上的腐败久治不愈，原因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竞争性政党体制使政党面临严酷的生存压力，而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又使政党倾向于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权力寻租来解决经费问题；二是政党经费本质上就是金钱及其等价物，不仅能够为政党购买到维持生存和发展的各种资源，甚至能够购买到争取权力所需要的选票和民意支持。因此，各政党为了获取经费甚至会不惜手段，由此产生了一系列腐败问题。
在网络时代，政党腐败似乎变的更多、更加突出了，这是因为网络让信息的传播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以推特、书脸、微博等为代表的新兴社交媒体将传统“点对面”的信息传播方式转化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交相传播网络，个人从信息的接受者变成了信息传播和接受的双重主体，个人就是一个媒体，无数个个人就是无数个媒体，这使政党面临更为严苛的监督环境。政党腐败和媒体放大之间相互作用，使政党在民众中的形象一挫再挫，直接导致认同感减弱、忠诚度降低、投票率下降等一系列问题。
网络时代兴起的海盗党虽然不存在传统政党腐败的历史包袱，却也难以在短期内扭转民众对政党的负面认知，而且，因为共同处于竞争性政党体制之下，以海盗党为代表的新兴政党也面临着经费的筹集问题，如何做到同流不合污也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难题。
五、结语
网络时代，西方政党政治面临诸多困境，这些困境虽然不完全都是由网络造成的，但肯定受到了网络的影响，诸如海盗党之类的单一问题党、利益集团、社会组织和社会运动借助网络与传统政党争夺资源和活动空间，并取得一系列成功。这让学界开始更加重视研究网络对政党政治所产生的影响。在网络时代，由网络集成的虚拟世界已不仅仅是现实世界的镜像，甚至可能成为认识、影响甚至控制现实世界的新钥匙。如何适应这种新形势，化解冲击并尽快掌握这把新钥匙，不仅是西方传统政党面临的难题，也是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党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